第一节 1977：我生命的转折点（2）

至此，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甚啸尘上、浊浪滔天，先后共有3000万年轻人被卷入其中。他们离开父母和生活多年的城市，奔赴祖国东西南北的沼泽、草原、北大荒、黄土高坡、亚热带雨林，投身长达十年之久的辛勤耕耘和艰苦劳作。他们用青春和汗水甚至是生命，谱写出一曲曲如泣如诉、如诗如歌、如梦如幻的命运交响曲。处在那种时代背景，已无人敢问津高考，包括一代知识青年在内的所有百姓们，彻底忘却和抛弃公正的高考制度。

从1970年起，全国高等院校根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指示，普遍采取的“志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简称“十六字”招生方针）。1970年6月27日，在中央批复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联/合招生请示报告中首次提出这个招生办法，并明确规定，大学只能从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工人、农民、解放军）中招收学员，这是今后招生工作的金科玉律，任何时候都不容置疑和不得违背。

调查数据显示，那些年，全国工农兵学员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以上。他们进入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思想改造大学，开创“工农兵一统天下”的崭新时代。按照这个要求，全国几乎所有大学都轮番上演种种以“猛烈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为主要内容，形式上荒唐无稽并无休止进行的闹剧和悲剧。

根据这种“办大学”的思路，许多有悖教育规律的现象迅速在全国各个大学蔓延。即，教师们要学会做工和种田，由工人和农民抓教学、搞科研。学校安排课程，把**同志著作作为文科教学重点，把适应国内外阶级斗争需要的事例作为外语教学内容，切实做到“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把总结推广工农兵的发明创造作为理科教学重点，批判性地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学校要普遍建立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基地，不再增加办学经费，通过师生开展生产劳动，努力做到自给有余。实施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把大学真正建成反修、防修的重要阵地，办成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

大学是崇尚进步、弘扬真理的精神阵地，是求知问学、塑造灵魂的学术殿堂。优秀的学生和教师，都是大学的财富和资本。要把中国大学办成“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无疑是对中国教育事业野蛮摧残，是对国家中高级人才队伍建设的沉重打击，是对中国大学的亵渎和贬低。这些愚昧至极的做法，令全国人民尤其是从事教学科研的专家教授们，痛心疾首、椎心泣血。

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后，受1976年2月7日，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简称为“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学习文件抓纲要》社论的影响，国家仍处于政治僵化、经济萧条、教育断层的百废待兴局面，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工作，仍在晦暗气氛中开展。

当时，/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因难以摆脱“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未能彻底打破全国教育领域“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桎梏前，会议冒然决定，继续实行“/文/化/大/革/命”中确定的“十六字”高等学校招生方针。这次会议，没能给渴望进入大学深造的青年人，带来新的希望。

1977年8月12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宣告：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彻底结束。当月，/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由周培源、苏步青、钱三强、张光斗、王大珩、唐敖庆等40多位著名科学家、教授，国家科学和*门负责人，参加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上，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言辞激昂地说，现在群众中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叫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不推倒现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招生“走后门”现象，必须重视和改革高校现行招生工作。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生源就好比工厂生产用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不可能生产出合格产品。查教授一语既出、举座皆惊。

在座的著名科学家、知名教授和专家们，个个情绪激烈、纷纷慷慨陈词，对查教授的激昂发言深表赞同，一致提出建议，今年就改革现行的高校招生制度，把好人才培养的第一关，强烈要求国务院领导同志痛下决心，立即恢复被中断已久的高考制度，从此改变国家的命运，改变千百万青年的人生走向。座谈会期间，/邓/小/平同志在认真听取每位与会者发言后，以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所具有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魅力，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敏锐地指出，一定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学生集中到重点大学！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年就下决心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只要本人表现好就可以择优录取，这是国家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极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