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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想起写小海来了呢？

我的生活依然混乱，只有在我把着瓶啤酒，坐在街边，看下班的人流，我的头脑才稍微清醒片刻，但随着酒的增多，略显条理的头脑很快被激情充满，妄念丛生，一个个貌似精彩的小说构思、人生构想不断往外冒，终于一个人耐不住了，便去打电话找随便什么人来倾诉，接下来就是一顿高高兴兴的大酒，换来第二天身体的空乏和心情的极端郁闷……

写小海，必须要检讨自己，检讨那一切来源于中产阶级的、有所成的、作为体制一员的自得情绪。

小海是个农民，是一个农村混混儿。在我们这个等级社会中，农民混混儿的身份是低得不能再低了，我是指他们不被重视的程度。囚犯是被重视的，他们的亲属、朋友、黑道弟兄，还是重视他们的。

小海是我1992年在农村社教时处得最好的一个哥们，他在农村的地位类似于阿Ｑ，类似于革命电影中的“滚刀肉”之类，但除了他的地位可以作如上划分，他的人又绝非那样。他非常淳朴，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

小海身高不到一米七，长脸，细眯缝眼。结巴。穿件花衬衫，挽着裤腿，塑料拖鞋。乍一看是个小瘦子，但脱了花衬衫，便露出一身腱子肉，手大而粗，是一个典型的好农民的体魄。

我们当时喝的酒主要有两种：白酒和啤酒。白酒大多是五十多度的“老龙口”，绿瓶，档次类似二锅头，但我觉得比二锅头好喝。啤酒是雪花和沈阳黄牌，均比燕京好喝。

当时楚洁从北京隔两周来封信，信里有时夹着两张十块钱的新票，典型的小姑娘的把戏。这两张新票无疑可以换来一堆美酒。

有几次，我跟小海一人拎着瓶啤酒，在村子里大摇大摆地乱晃，威风得很。小海是因为有我这个城市孩子做伴，且是“社教工作队员”、来自北京的电视台，大约我是他平生碰到的最有身份的朋友。

小海在村里没朋友，在这一点上他跟阿Ｑ一样。

我能够跟小海在村子里以醉汉的姿态晃着膀子乱窜，首先是因为酒，酒让我无所顾忌，其次就是我的“捣乱”心态吧，我没有以威严的面孔震慑世人的能力，那我就以泼皮的面孔令世人疑惑不解浑身不舒服。我们就那么满心欢喜地晃着、喝着，在村子里肆无忌惮地乱转――看清楚了！我可不是小海，你们可以欺负小海，但你们不能欺负与小海的行为举止一模一样的我！难受了吧？傻逼了吧？躲着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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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我想起我最近读的一本书，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他在生前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会计，他在书中谈到这么一种感觉：

“我走近我的写字台，如同它是抗击生活的堡垒。我有一种如此不可阻挡的温柔的感动，面对着我现实中的账本，面对我给他人记数的账本，面对我使用过的墨水瓶，还有不远处S弓着背写下的提货单，我的眼里充盈着泪水。我觉得我爱这一切，也许这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爱，或者，即使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值得任何心灵所爱，而多愁善感的我却必须爱有所及。我可以滥情于区区一个墨水瓶之微，就像滥情于星空中巨大无边的冷漠。”

我做不到像佩索阿那样滥情于一个墨水瓶，而我写小海，应是一种比佩索阿俗得多的滥情，它需要“低贱”这个药引子，这种滥情充满了自私和虚伪。后来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