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几个月来的跟踪了解，我对杨丽红其人其事，有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这个在“文革”浩劫中成长起来，并在“两派”争斗中崭露头角的女人，从魅力干部发展到弄权**的典型人物，最后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并非偶然。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改革开放初期，刚刚从政治磨难中解脱出来的领导干部们大多对改革开放抱观望态度。大胆泼辣、天不怕地不怕的杨丽红正是在这时候走进了东江决策层的视野，并被委以重任。杨丽红敢作敢为的工作作风迎合了穷则思变的民心，她所领导的乡镇，在两年后一举成为东江市最具特色、最有活力的乡镇。两年里，该乡镇的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前村后店形象地道出了该乡镇当时的繁荣。破冰之旅的成功，带动了其他乡镇，整个东江都义无反顾地甩开历史包袱，昂首阔步向前进。可以说，杨丽红是第一个带领群众吃螃蟹的人。随着杨丽红地位的上升，伴随而来的争议也越来越多。[手打吧(www.shouda8。com) 疯子手打]用她自己的话说，争来争去是个宝，没人争才是狗屎一堆呢！她是个粗人，文化程度低，工作作风蛮横，手段粗暴，也容易得到上头的宽恕和谅解，领导对她这个特殊人物总是睁只眼闭只眼。虱子多了不痒，当上副市长后，杨丽红对闲言碎语越发不屑。监管的缺失、自我的迷失，最终上演了这场不知如何收场的**大案。

我之所以选她的故事做题材，是因为她太典型、太有代表性。她的黯然落幕，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法制日趋完善，越来越讲究依法行政、按规办事的今天，杨丽红这个老式干部注定要被埋没，沦为配角。特别要说明的是，不能生育这一与生俱来的缺憾，早就注定了她无法享受一个正常女人所能享受到的人伦之乐，短暂的婚史像一个梦，梦醒了，面对她的却是苍白冷酷的现实。那么，能不能做这样一个推断：杨丽红玩弄权力大肆索贿受贿，甚至挪用公款的原动力，不过是聊以慰藉内心的极度空虚。对一个满身都是缺憾，又不甘抱憾的权力人来说，有什么比弄权带来的快乐更快乐呢？

我之所以做这样的假设，是因为我被生活边缘化了，痛并快乐着。一年前，我有幸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报考公务员的队伍中脱颖而出，进了东江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可不出三天，就被莫名其妙地“借”到机要室锻炼。直到现在，仍看不出有半点要调我回去工作的苗头。我在两个时代的夹缝里摇摆不定，是屈从权力意志，逆来顺受，还是拿起法律武器，提起申诉？《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人员对诸如此类的工作安排并没有申诉和控告的权利。作为法学研究生，我被法律难住了，就像杨丽红作为女人却不能生育一样，我感到耻辱和羞愧，却无可奈何。“你陆向阳做学问搞研究行，做律师打官司却未必成。”难道钱晋铭教授一语成谶，成了我人生不可改变的魔咒？可现在的我连做学问的机会也被剥夺了。或许是 同病相怜，我潜下心来写杨丽红的故事，并给故事取了个雷人的名字红色通缉令。

除了摆弄文字写小说，我现在还能做什么？

杨丽红已逃之夭夭，古长春也认罪服法，就在东江官员们欢呼雀跃的时候，省委却派了项修明主政东江。项修明是东江人，曾在东江工作多年，又是杨丽红在建设厅时的顶头上司，省委这样安排难道仅仅是为了平息社会舆论？我拿着省委组织部传真过来的任命决定，看了又看，隐隐感到有些蹊跷，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赶紧把传真递交给市委秘书长杨柏昆。杨柏昆刚看了个标题，脸就白了，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