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时曾有过的豪言壮语

文/萧楼

颜昌海先生的《历史残片》，文体很有些像郑逸梅先生的《艺林散叶》，其中有一条写汉奸，“汉奸：梅思平是五四运动领头学生之一，火烧赵家楼第一把火就是他放的。 无弹出广告文本小说站倭国侵华后，“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宁死不接受正式伪职。倒是当年最爱国的者梅思平摇身一变，成为汪精卫投敌策划人，铁杆正牌汉奸。高喊爱国者，往往最容易变成汉奸。”又勾起我的一段记忆。

那是我们中学毕业，我们75届已经结束了老三届的“一片红”，是根据家里的哥哥姐姐的去向决定你是该去农村插队，还是留在上海。农村插队分外省和近郊，是广阔天地，还是农场。留在上海也分国营企业还是集体单位，集体单位又分大集体与小集体，大集体是区属烟糖公司或菜场之类，小集体是街道办的工厂。英雄从来不问出处，街道厂也出了很多名人，如上海著名作家陈村，上海解放日报著名记者、评论作家许锦根夫妇，著名作家史铁生等，都是从街道厂出来的。

当然还有列外，就是一些激进分子，似乎每个时期都有激进分子。我们毕业的前夕，红团（红卫兵团）的一帮干部――青年激进分子，在红团老师朱玉福的策划带领下，高呼口号，写了一份文字激昂，催人奋进，使人热血沸腾，头脑发热的倡议书，倡议所有有志青年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倡议中说，我们决不做口头的革命主义者，我们愿做社会主义建设的铺路石子，祖国向我们召唤了，我们能够退缩吗？不能。不能后面加上了三个重重的惊叹号。

倡议书写的很有煽动性，红团的一位男孩子朗读，我们在下面听的时候，真有马上报名去祖国边疆的冲动。我现在不能复原原来的倡议书的文字，只记得“铺路石子”与“看我们行动吧”，这个文字一定出自我们的语文老师朱玉福的手笔，一般的学生写不出。

我有一篇记叙朱玉福教语文的短文，我爱读鲁迅是受他的影响，在课堂上他把死人讲活了，尤其是阿Q,圆规杨二嫂，生动的课堂语言加上他高度近视眼镜后的那双生动的圆眼睛以及他那有些夸张的肢体动作，我们笑得前俯后仰，兴趣也就扎根在我们的心田了。《传记文学》的兴办人刘绍唐在刊物致辞时笑说：“这杂志把死人办活了，把活人办死了，把我自己办老了”，与我们的朱玉福老师很有些同工之妙。

在这份倡议书上带头签名的是红团的一些干部，团长和副团长都是女孩子，团长叫张薇薇，副团长叫任春燕，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将她们的名字记得这么牢。

张薇薇很有干部气质，言语很少，有不是我们那个年龄所该有的沉稳，现在想来可能是种假象。她家住在杨树浦发电厂对面，与我后来的好朋友，13班的班长周雅珍是邻居。我们常看着她行走在上学的路上，多数情况是一个人，在我的心中，她是位大干部。我那时在班里搞宣传工作，经常帮着我们班主任抄写毛笔大字报，也算小有名气，她知道我，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任春燕的家住在学校对面，她的性格较为活泼，不像干部，我们偶尔也说说话。有一位长得十分英俊的男孩，住在任春燕家的附近，我叫不出名姓了，这份倡议书就是他朗读的。很多人在上面签了字，贴在学校的大门口。我没有签，因为根据我家里的情况，我可以不去农村。我以为签了字，有了承诺是必定要去实现的，更何况他们说，看我们的行动吧，我就彻底的相信了。

公布去向的海报贴出来了，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欺骗，所有带头发起叫嚣的激进分子一个也没有去外地。我们75届有13个班，每个班都有50多位学生，贴出分配结果海报的几天，学校已经没有多少毕业生，也没有什么人去与他们理论较真。

我的两位好友，他们并没有参加什么倡议，但他们报名去了农场。一位叫孙志勇，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个弟弟；另一位叫王长庆，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在广州国营企业，大姐在上海的一家国营厂，另一个哥哥在自己家乡插队，一个姐姐大概在农场，他也去了长兴岛的前卫农场。王长庆那时在长兴岛写过一些诗，我记得有一首是“我遥望的那个方向呵”，是在长江口的荒岛上遥望他从小没有离开过的家。

颜昌海先生说，高喊爱国者，往往最容易变成汉奸。我们毕业时的这张倡议书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但那以后，我并没有刻意的去记得。现在偶尔想起，觉得这分明就是一场闹剧，实际我们从中可以引出一些人生的教训，但是，感性的我，总是醒悟滞后，这就是我至今依旧不能够洞明人事的根由吧。

这种事情，我们现在应该是习以为常了吧，不过人们给它另取了一个名字叫“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