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强等人在楼下则闲逛着，等楼上谈完正事。

这时，他看着那些金银工艺品直流口水。

比如，他看中了那些金银货了，不管如何，直接换走，哪是熔了当金子银子用也是可以的。

但是王德发劝他说，好好算一算账，换这些好像不合适。

宋子强按照每克的收入算了一下，想，确实是这样的。

关键是他虫洞的能量是有限的，这才是要命的地方。

那些金银工艺品就在那里格子里闪着诱惑之光，来挑逗着宋子强的眼睛。

真气人。

前文说过，随着大宋城市的兴盛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金银器日益商品化，虽然仍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到流通领域里，但是它们已不再是王公贵族独享的奢华，而逐渐进入了酒楼妓馆以及殷实百姓的家中了。

时代风气的变化也对金银器的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金银器的造型极富变化，盏、杯、碟、盘、瓶、盒等常用器物都各有不同的样式；不少器皿直接模仿自然界中花果草木的形态，清新素雅、匠心独运。

宋代金银器的装饰以花鸟纹为大宗，题材几乎遍及昕有象征美好吉祥的植物、动物和人物故事；而纹饰布局也突破了唐代流行的团花格式，多因器施画，使造型与装饰和谐统一。

这些金银器绝对吸引人的眼球，宋子强等人拿起一个就好好看半天，不舍得放下。

宋代金银器的工艺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并加以改进。

他们的锤揲技法获得了更为巧妙的利用，出现了许多具有高浮雕效果的器物；夹层工艺在宋代广为应用，解决了轻薄胎体与优美形态之间的矛盾。

当然，这些极富丰富多彩的造型中，也有另一批呈现出简约平易特征的特点，那许多器物素面无纹，金银成色也略逊一筹，这样的，珍宝店铺里是没有的。

这时，唐代雍容华贵的艺术风格连渐演化为宋代世俗化的面貌，外来文明的特征渐趋淡化，也就是说，到了大宋时期，各种文化到了兼容并蓄的高峰时候了。

说实话，六名时空走私者始终也想不明白，这个时候，蒙古咋就能崛起了，完全而彻底地干死了他们，从而让这个民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他们也查过n多的资料，感觉什么都是道理，什么又都不是道理……为了找出真正的原因，他们自己互相都吵得厉害！

但是他们最后也不想弄懂了，一切以发财为主！

人要是贫穷了，就别他妈的关心那么多了……

终于等到朋友下楼了，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的收获蛮大的。

他们随便找了一家较为高档的酒楼，又给了两个学生一些会子，让他们去散玩了。

这两个小子乐呵呵地跑远了。

临安城里可以玩的地方太多了。

听话本，听小曲，看杂耍，而且还可以赌几把！

他们两个当然快乐了，酒楼雅间的这几个更快乐了。

宋子强这时却有些担心地说：“他们下午能把物品送到我们的邸店吗？会不会换包？再说了，我们放在马车里的存货会不会被小偷发现？跑这里来吃什么？回去叫外卖吧……”

这倒是，大宋时期的外卖还真多，他们一路上见到了十多次提着食盒送货的店小二，口中还喊着什么家饭铺酒楼外送，莫洒身上汤水之类的话。

电视电影上表现店小二总是高喊的情节还是对的。

总之吧，人性服务还是到位的，就是吵闹了些。

吴大鹏拍着宋子强的肩膀说：“听哥的，安心吧，一切都无妨。你可以说他们大大的狡猾，但是基本诚信还不错，底线没有崩盘……我交往的人比你多，我一闻味道就知道了。”

他们在打造四轮/大驴车时，就打了暗柜和夹层，到了纪家邸店时，他们就把东山水晶镜等宝物放进去了。

万士达也得意地说：“那个刘钱确实是个精明人，但是哪里比了我们呢……几个破镜子换他们那么多好东西，还答应帮我们继续找青铜器……”

王德发说：“反正最后不要给国安他们两口子带来麻烦就行了。”

吴大鹏说：“不会的，他们弄出来还得要几年了，那个时候他们要是再没有自保能力，可就太没有用了。”

宋子强说：“这些个都到时候再说了，我们就定下来了，再回来时，不带那么多东西，感觉一下能量看看……”

他们四个人在这雅间里肆无忌惮地用普通话聊着天，喝着水酒。

这雅间在二楼，从打开的雕栏窗户外也传来街上肆无忌惮的喧闹声。

真是一个充满着噪音的中午时分……但是好日子不光光属于他们的。

北方现在也是过上了好日子。

去年，北方地区全年格外湿润，连带着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牧草的长势达到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那里正是牛羊肥，马儿壮的时期……

但是，眼下的一切，才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四个人喝得肚子涨了，才酒足菜饱地回了纪家邸店。

刚才，吴大鹏和万士达已经告诉了大家他们商谈的诸多结果，虽然都是在计划的框架内，但是，有些地方算是微调了一下，没有取得意料中的成功。

这第一个是他们选定了珍宝行行首刘钱做他们在行在大区的总代理，这里面的原因不用多说，单就是一个珍宝行行首的身份就够了，而且他话里话外透露着他和知临安府关系密切，一两个月总是到他这里购物。

这是典型的官商勾结，不过这是人家大宋特色，人家皇帝都不管，咱不操心，总归多了一个方便之处。

第二个则是要为张国安的红水溪工业区打个前站。将来红水溪工业区的出产，一个小小的临安县城是不够看的，必须主打行在大区，这个家伙答应帮助推销的，也就是可以在他的店铺里借地方售卖。

这里要说明一点，在张国安两口子坚持要留在大宋时，大家当然要按照那面时空的物价水平给张国安分钱，当然是以金银铜钱来算的。

所以，钱财是不愁的，但是这两口子打算的远，说：“钱财当然要有，但是，坐吃山空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而且，我开办这个工业园的目的也是培养一帮技术工人……他们才是我们真正要依靠的力量，毕竟我们两口子想要在这面过得好，就必须先让身边的人过的好。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中来互相认同而不是拉起一个帮派，要那样，我们晚上能睡好觉吗？！”

大家想了想确实如此，拉起队伍抢劫去，这真能发展得快一些，但是，这种队伍结合在一起的基础是啥？这个核心利益是啥？你懂的。

不行的，可不想过睡不好觉的日子，那样的精力可能会主要用来防备自己人了，没有意思。

要是整天去提防别人，那日子就是阎王爷弄小鬼儿，能弄一会儿弄一会儿。

可不行的。

共同创造合理的财富，给予合作者公平的回报，让每一名合作者过上符合自己身份的体面的日子，就会赢得别人真正的认同。

这个简单的常识可以击败一切高深的社会学理论。

所以，张国安的办法让全体人心服口服。

大家都支持，所以红水溪工业区发展得快，当然，还要为它的产品找个平台来推出去……刘家珍宝行这个地方很合适，毕竟，他们才不想自己出来卖。

这第三个却是失败了。

珍宝行行首刘钱拒绝了与倭商的联系，高丽商人更不行了。

这家伙不仅反日货还反韩货！

原来他也有痛心事。

北宋时期的对日贸易，主要是民商贸易，因而中国史书很少记述，日本史书虽然有所记述，但也不全。

在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吧，宋商船赴日次数约为七十次，比五代十国时期尤为频繁。

宋商到日后的交易方式，仍依唐例。

商船进入博多湾，监视所派人去检查并上报大宰府。

大宰府派通事至该船验看来市舶司发给的公凭、船员名单、所载货物的品种名称，然后呈报太政宫，等待批准交关贸易。太政官接到大宰府报告，即行召集有关大臣公卿会议，一经决定准许贸易，该商人从进港起至回国启航止的食宿由鸿炉馆按例供应。

宋商船赴日所载货物大体为：锦、绫等丝织品，还有瓷器、药材、香料、苏芳、书籍、文房具等。这些商品在日的售价相当昂贵。

那时上层的日本阶层以用大宋商品为骄傲。

宋商售完所带的货物，又购进日货运回宋朝出售。

购自日本的货物大体为：砂金、水银、硫磺、木材、工艺品、日本刀等。

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一次就购买硫磺五十万斤。

一把精巧的日本刀，在宋价值“百金”。

宋商人在博多湾以七十贯文或六十正绢买一颗“阿久也玉”，即日本尾张蚌珠，回国后可卖五万贯。

所以宋商在对日贸易中一个往返所获之利，是难以估计的。因此，宋商赴日的船只逐年增加。

那个时候刘家就开始去日本经商了，但是一方面是宋日两方贸易不平衡，另一方面，宋商船入日的船次太多，由最初大体上一年一船次，直到最后增至一年四船次。

这个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同时就增加了大宰府鸿炉馆接待的费用。加之，这时日本国内农民破产，税收来源枯竭，国库空虚，很难拿出巨额款项来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

所以日本朝廷从宋商来日最多的一条天皇时期开始，对来日的宋商船发给官碟，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

但是，宋商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想遵守规定，他们经常提前来日贸易。

不按规定年限来日的船只被大宰府查出后，就拒绝该船贸易。

刘家就是其一个。

但是当时刘家总是能找到办法，大宰府不准入港，他刘家就以船遭风漂来日本的借口，进入日本其他港口，诸如若狭、但马、越前等，距离京都较近的地方贸易。

由于被抓的次数过多，结果刘家的商船竟然被倭人永久拒绝来日贸易了！

当时，听完珍宝行行首刘钱的陈述，吴大鹏和万士达绝对点头同情，太不像话了，这是歧视性贸易！

太不公平了！

珍宝行行首刘钱当时就笑着说：“呵，家门祖上留下的家训，誓不卖倭货！倭商多次来求某，某从不搭理……你可见我店铺里有倭货？”

万士达赞叹地说：“真是有优良家风的家庭啊……”

那他为何也不与高丽商人来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