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高丽商人怎么了？

在这个大宋的南宋时期，以一人之力抵制日货的珍宝行行首刘钱认真地说：“他们均是金间！”

靠！万士达和吴大鹏面面相觑，老刘啊，咱们是商人，信奉这个实用主义，挣钱是第一性的，你管这个间谍干嘛，再说了，现在金早都被灭了啊……

“他们均是金间！某绝不能与他们来往……”

中年愤青，珍宝行行首刘钱又重复了一遍来表明自己的商业态度。

看来，这是真的不能帮他们的忙了。

有宋以来，高丽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

与此同时，高丽也先后称臣于辽、金，向其纳贡。

因受辽、金制肘，高丽与宋朝的朝贡关系并不顺畅。

从公元994年起，开始受制于辽的高丽，在受辽之册封，奉其正朔的同时，仍不时向宋朝贡，这是属于“感动大宋”的行为了。

宋真宗曾经“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高丽使者。

高丽王曾经派遣293人的庞大使团奉表来朝贡，贡金器、银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遣使护送至登州，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

高丽人当然喜欢来朝贡了，因为大宋的产品过硬不说，给的回赐也高，利益在里头呢。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私人也可以自己带一些货物……

对宋朝的决策者来说，高丽频频入贡，这个经济行为可以为达到“结之以谋契丹”的政治目的，提供了千载良机，于是厚遇来使，与夏国使同等对待。

高丽贡使旅途所居亭传，皆修葺一新，且“皆名高丽亭”。

神宗又下诏“立高丽交易法”。

此前，朝廷回赐使者，“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而新立的“交易法”则认为估准贡物，“有伤事体”，因而规定“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以绢万匹永为定数”。

这其中的朝贡贸易的非经济性特征于此可见一斑。

到了徽宗这一朝，同样为了达到“联丽抗辽”的政治目的，更加优待高丽来使，“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再次提高接待规格，而其他朝贡国从未享受如此殊荣。

不过，此时辽政权已处覆亡之前夜，北宋苦心经营的“联丽抗辽”的朝贡外交终成泡影，把普通的经济行为政治化的企图没有实现。

北宋灭亡后，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在强敌金国的威胁下，抱残守缺，因而不再对“结高丽以抗金”抱有幻想，于是具有大宋特色的国家实用主义抬头了，大宋的南宋时期，他们整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两者的朝贡关系，态度遂经历由冷漠到敌视的转变。

而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南宋朝廷对向金奉贡称臣的高丽的戒备和恐惧之心越来越重，甚至于视其贡使为金国间谍。

在绍兴六年(1136)，“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赐金帛遣之，惧其为金间也”。是以高丽使臣被拒之门外。

在此，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以另一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哪里有那么多间谍啊，但是，这种国家层面上的不自信也影响了民间，若不是确实要高丽商人的人参、松仁等，恐怕民间的商业往来也早都停摆了！

一个国家如果有真正的自信，绝对不会在商业往来中害怕间谍。

也许这种情绪影响很深，一直到金灭了还会存在的，正巧呢，反映到珍宝行行首刘钱身上了。

“绝不与高丽商人往来，他们皆是金间！”

好吧，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他的态度是坚定的，语气是生硬的。

这是一个把家恨、国仇都融入到商业精神里的成功商人……

吴大鹏只能苦笑，对这样的人他不想费口舌去劝说。

中年人的世界观，他才不想去改变，太难了。

所以说，他们计划中的第三个打算不成功了。

但是，他们不着急的，时间在自己这一面，再说了，能有这样的开局，够好的了。

他们第三个打算就是，从日本和高丽那里雇佣也行，买也行，一定要弄一批人手，而且现在就要去台湾，当然现在那里叫琉球。

其实根据目前北台湾平埔族遗址所出土的文物显示，至迟在唐代就已有商旅和南岛语诸族有贸易的关系，甚至可能汉代就已有商旅抵台，在淡水八里十三行出土的遗物中，除了石、陶器外，也出土了汉人古钱币、瓷器碎片和非本地生产的琉璃装饰品与铜器。

其中汉人古钱币包括有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与宋代太平通宝等。

凯达格兰人，也就是平埔族的一支，曾以唐朝的钱币“开元通宝”作为耳环等饰物的材料。

唐宋商旅通常以一些精致的制品换取一些补给品或较为贵重的兽皮、动物制品等，然后随即返航，别的那里啥也没有啊。

台湾虽然距离大陆近，但却不在中古时期海上丝路的主要航线内。

还有对这一时空的海商来说，去一趟台湾的航程太危险了不说，而与台湾原住民所能交易的物质也有限。

由于横越厦门与澎湖间须先横越一条红水沟，这个是中国沿岸流从北而下，海水略呈红色而得名，过金门没多久就可看到的，然后是一条黑水沟，黑潮支流，位在澎湖西方，然后从澎湖到台湾之间还得渡过另一道黑水沟，一条小些的黑潮支流，在澎湖东方。

两道黑水沟各有八十里，水深黑而得名。

黑水沟附近洋流强劲且固定向北，一年365日不停。加上海底地形由深变浅，易有大漩涡产生，附近水流变率难测。

这对船队而言的是不小的挑战，是以台湾虽近，但相较而言往东北的朝鲜或日本，或是往南洋的方向却都比较容易行船通商。

黑水沟附近船难甚多，直到1765年，还曾有商船30余艘沉没西屿。甚至到了1886年，还有一艘法国铁船触礁搁浅。

1893年，一艘英轮在姑婆屿沉没。

因此，即便是已近二十世纪，西方国家早已进步为机械轮船，但此海域仍旧是海难频繁。

曾有水下考古想要打捞这些沉船，不过直到最近几年科学家仍观察到此处海底乱流并不利于打捞的作业等。

因此并非宋代航海技术有问题，而是环境的险阻使然。

但是，万士达对这个情况有自己的看法，他说：

“航行不是问题，能到达东非海岸的海船不太怕这些，怕这些的都是小型帆船！

主要是商业利益。如果用一根针、一把刀都能换光了他们土人的毛皮，那谁还去第二次？这个时空里，岭南的荒田还是比比皆是，谁还跑那里去开田？

所以啊，那平坦、宽阔的台南平原，只能白白闲着了……”

他们当然为开发台南平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他们首先带了大量的奎宁树和青蒿的种子。

奎宁树，他们准备在台南种下，这个时空温暖而湿润的气候也许有助于它的生长。

奎宁树，也就是金鸡纳霜树，它对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适合在终年13度以上的环境下生长，还要有适量的雨水。

不过，这个时空良好的水热条件正好适合它！

对于奎宁产品，他们只会使用低压蒸馏技术，当然还有一些提纯的辅助办法，他们可以边看资料边学习、实践，时间和技术都在他们这一边。

青蒿的种子其实可以不用带，这面的时空本来也有这植物，但是，他们带的是专门用于低温提纯用的药用植物，而且，它的种子很轻很轻，不占地方的。

疟疾，是这个时空的第一杀手，古人对它基本无奈了。

但是，他们会有办法的。

这样他们就开始自信起来，如果对第一大烈性瘟疫都能有解决的办法，那么，开发台湾台南平原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提高了。

还有一种疫病是他们恐惧的，就是血吸虫病。

这个疫病可能是伴随着南方的人类发展了……

他们不仅带了在那面时空里，被证明能有效治疗这种病的中药方，还带了相关的西药，吡喹酮片。

但是防备这种病，相对容易一些了，不如疟疾可怕。

他们首先就要求那些大宋技工学生们不准喝任何生水，就是一个防治办法。

学生中有很多都因为违反这个要求被踢屁股了。

另外，他们准备采用大面积烧荒的办法来对付蚊子、荒草等阻碍他们种田的东西。

他们会用油料来助燃。

至于说各种所需的农具，这个太简单了，以后再说吧。

关键的问题是，他们需要人手，大量的人手，不仅勤劳，还要熟习农家活，至少会种水稻……

所以，他们看中了日本和高丽的农民。

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农民更适合当第一批拓荒者，因为他们相对宋人农民来说，雇佣费用更便宜一些，这个成本的性价比摆在那里嘛。

但是，他们遇到了珍宝行行首刘钱这样一个不合格的大区代理人，太情绪化了，所以，只能另想办法，自己去找了。

在与珍宝行行首刘钱沟通的最后阶段，万士达问他，他是否熟悉其它地区的海商？

这个时候，大宋一共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商贸往来，如果他是一个完全排外的商人，那他们就准备想办法更换大区代理人了，这个人是完全有违大宋的商业精神啊。

连大宋皇商都鼓励官员去海外招商，对成绩显著者还有奖励。

还是在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

是我大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因为，蒲亚里在大宋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我大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其它蕃商，“往来于运香货”。

所以，这个大区代理人若是这样，会影响大家以后的计划。

珍宝行行首刘钱捋着胡子说：“大有人在。那交趾、占城、三佛齐等都有某的朋友。”

万士达想了想说：“可否能买到……昆仑奴……”

“容易！不知你是要大昆仑还是小昆仑？”

“大小都要……”

好吧，大家商量了半天，只好自己去想办法招募日本和高丽农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