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攻占武汉又乘势攻占岳阳后，因兵力不足而没能继续南进。**和蒋介石把日军这个停顿点，作为中国抗日战争阶段的划分线。**认为抗日战争由此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则宣布由此进入“二期抗战”。

武汉会战后，日本国力匮乏及兵力不足，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决定实行军政并用，以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进攻为主的方针。即军事上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策，加紧扶植亲日政权（即汉奸政权）。

日方除扶植当时已经存在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伪政权外，其主要目标是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将各地方伪政权统一起来，以取代中华民国政府，至少使民国政府地位下降，沦为地方政府。而东北伪政权，日本早已把它看作为“满洲国”。

武汉陷落后，日军前锋直抵岳阳，湖南成为遏制日军、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地带。湖南为中国中南部鱼米之乡，是坚持长期抗战的粮食和原料基地，其得失关系重大。

国民政府军委会在赣北、鄂南和湖南设立第九战区。该战区位于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北隔长江，与第五战区相望；东到鄱阳湖西岸，与第三战区相邻；南至两广，与第四战区毗连。

1939年8月，第九战区沿洞庭湖北岸、新墙河、鄂省通城，直至赣北的武宁、靖安、奉新和锦江右岸约三百公里的正面上，与日军形成对峙。军委会赋予第九战区的任务是，保卫湘、赣，尤要确保长沙附近要域，以湘北、赣北为持久作战区，尤以湘北为主。

第九战区共有七个集团军20个军47个师。

其第一线配置32个师，由西向东的大概位置是：第20集团军六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第15集团军八个师，守备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左（南）岸阵地；第27集团军四个师，在咸宁、崇阳至修水间游击；第30集团军四个师，守备蒲田桥以北至德安以西地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两个师、两个挺进纵队，在通山、大冶、阳新、瑞安、九江间地区担任游击；第1集团军四个师，在奉新至高安间守备，并向南浔路袭击；第19集团军四个师，在上高沿锦江一线布防。

除以上32个师外，尚有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大部控制于长沙、衡山、衡阳、湘潭、株洲等地，一部位于长沙以东的浏阳、万载地区，一部位于兴安、全县后方。

第九战区长官部设于长沙，陈诚为司令长官，薛岳为代理司令长官。

日军占领武汉后，将武汉周围作为正面战场作战地区，以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的中国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为主要作战对象，但因兵力有限，只能逐次转用兵力，轮流实施战役进攻。

1939年4月，日军大本营将新编的第33、第34师团调往武汉，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5月随枣会战后，日军大本营又将第11军第9师团和第16师团调回国内。

1939年夏秋，日军第11军仍有七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一个骑兵旅团和直属炮兵、工兵、战车队等，仍为侵华日军编成最大的一个军。

其中第3师团担任信阳、应山地区警备；第13师团、骑兵第4旅团在平汉路南段以西地区；第34师团在平汉路南段以东地区；第6师团在岳阳、蒲圻、新墙河以北地区；第33师团在咸宁、大冶、阳新地区；第101师团担任南昌地区警备；第106师团在武宁、奉新地区；独立混成第14旅团担任九江、瑞昌地区警备。

随枣战役后，日军第11军认为已给第五战区以有力打击，随即进行长沙作战准备，再给第九战区以有力打击。

恰在这时，由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已在河内阴谋从事投敌活动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原副总裁汪精卫（1939年1月1日已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转入公开活动。他于5月6日乘日轮由河内抵达上海，5月31日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内阁成员：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内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麿举行会谈，加紧筹划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密谋。

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企图以政治谋略和军事打击相结合，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大战爆发。

日本政府更希望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抽出身来应付新局势。于是“第11军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湘赣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日军称此战为“湘赣作战”；中方称为“长沙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