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鬼不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创造，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它的影子，差不多与人一样重要，远远超出了人们崇拜的神仙。其实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神仙不易见到，而死人、棺材、墓穴、磷火平时则是不难目睹的。
死一个人就有一个死人，一具死尸，一副棺材，一个墓穴，一片磷火，一个鬼。自然鬼在人们生活中影响就大了。在我国每一个人都听说过几则鬼故事，似乎每一个人都跟鬼或多或少地打过交道。鬼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睡觉时它与你的灵魂玩耍，夜间行路时它不声不响地跟走路……在中国文化中的鬼常被泛化了，咒骂人用鬼，夸人出用鬼，对恶人以鬼相斥，对心肝宝贝也用鬼来昵称，鬼在人们的心目中实在是太奇妙有趣了。（乔继堂《中国人生礼俗大全》）
人对鬼的感情丰富、复杂、怪诞，这种感情常常表现在人间生活中。对此，首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描写的最为动人。在平时人们咒骂人用“恶鬼”、“丑鬼”、“挨刀鬼”说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夜不归宿，沾花惹草之人为“懒鬼”、“讨债鬼”、“游荡鬼”，对吸毒、好赌、嗜酒如命、荒淫无度的人而用“大烟鬼”、“赌鬼”、“酒鬼”、“色鬼”来抨击；使坏心眼、暗中谋划害人的人，叫“心中有鬼”，“心怀鬼胎”，“耍阴谋鬼计”；天气不好，人们骂“鬼天气”；人的运气不好别人会说他是“倒霉鬼”；当某人所喜欢的人猜中了的心思，他点点那人的脑门说：“鬼精灵”；对自己割舍不下的心上人，人们会善意地骂：“揪心鬼”，“牵魂鬼”，“索命鬼”……鬼这厮是善是恶，是美是丑，只有鬼才知道。
然而，鬼究竟是什么东西？一说是“二气之良能”，“阴阳之定理”一说：“人身之魂魄”，“器质之变形”。其实鬼是人们观念信仰派生出的产物，是人的延伸，所谓的“鬼后有人”。可以说它虚无、荒诞，鬼为人的喜惧愿望的投影。
以往人们所寄托于鬼的现象太多了，它是现实人生中莫大的悲哀、恐惧、愿望、欣悦之情不自禁的抒发或无可奈何的企盼，否则，多少风流男女怎能再续今生未了之缘？壮烈英雄又如何说得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正是生生死死两相依，话鬼说鬼写人情。
至于鬼神，我认为是信者则有，不信则无。
活人与死人的最大区别就是活人比死人多了一口气，人若是断了气就成了死人。
人死如灯灭，脱离了红尘，从我们这个五彩缤纷，相互竞争的世界中永远地消失。
我以为死人倒没有什么可怕的，从来都是活人整活人，还没见过死人整活死活人的，否则就是“鬼后有人”的恶作剧。
常言说的好“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除非你做了坏事，心中有鬼，自然也就会怕鬼了……
可是当年，我还只是个未经世事的孩子，一个人在这瞎灯灭火，夜深人静，又黑又冷的荒野里，孤单地守着一副灵柩，凄凉的陪伴着一个死人，天空一片漆黑，周围万簌俱寂，死一般的沉静，唯有两头只顾低头吃草的老黄牛与我为伴。
当时，在这种另人恐惧、凄凉的情况下，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又怎能不害怕呢？我孤单无助，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仿佛感到在那阴冷的夜晚，随时都会有被魔鬼吞噬掉的危险。
然而，这时我又能向谁求助呢？害怕又有什么用呢？我十分无奈，也只能硬着头皮在那里守着……守着，一直到天亮！
这几年来，多遭不幸。我家接二连三的经历了几起丧事，送走了几位老人，其中也包括我的亲戚（我的姨奶和表姨）
她（他）们积劳成积，因病去世，身边又无其他亲人为其办理后事，因此我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便担当了此任。办理丧事，事务繁杂，辛苦劳累，但是我必须竭尽孝道，履行义务，恪守我一个晚辈做人的本份。
一个人出生成长、学习工作、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忙活了一生，幸者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到老。不幸者灾难重重，辛苦劳累，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婚姻破裂，家破人亡，也就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可谓人生苦短，风雨无常！
正如古人诗中所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也可能是我童年、少年时的厄运、苦难太多了的原故吧？幼小的心灵时常悲切，辛酸的泪水也流得太多，以至于后来到了中学求学和青年寻找工作谋生的时候，不管在多么艰苦的情况下，遭受多大的灾难，我都能咬着牙挺过去。不幸磨练了我的意志，苦难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习惯。至于泪水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倒是不会再轻弹了，似乎是在早年已经流干……当晚，在那寂寥阴冷的野外，我倚在牛车和棺材傍，打算孤独地守到天亮……
此时，三星已经偏向西南，时间已到了下半夜。北风不停地在吹，我又饥又寒，在这十分难熬的时刻，突然看到路边河沟的对面有一处人家亮着灯火。我像发现了救星，朝着灯光寻去，过了一座小桥，来到几间草屋的跟前，这里原来是一个路傍的小店。
当我走进那个店，竟然发现两赶车的家伙也在里面，他们在此休息，又刚吃了锅盔（北方的烤饼）和丸子汤，还在悠闲地抽着烟。我一下明白了，原来这两人在夜里趁我打瞌睡的时候跑到这里休息，把我一个人撂在没有人烟的荒郊野外，让我独自一人守着一口棺材、一个死人、一辆牛车和两头不会说话只顾低头吃草的老黄牛。而他们二人却自私地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跑到这个小店里睡觉，而现在吃了饭还在无聊地抽着烟，根本没有马上动身的意思。
我非常地恼火，对他们大声地责备道：“天都快要亮了，你们还不上路吗？”
“好……好……好……！这就走，这就走”
二人自知理亏，一边慌忙地起身，一边在答应着上路。
于是在这黎明前的夜里，我们再次启程。牛车运着一副灵柩，“轱辘……轱辘”地如同蜗牛在这乍暧还寒的淮北大地上爬行。
从头天傍晚到次日凌晨，牛车晃晃荡荡地走了将近十二个小时，天亮后，我们才赶到县城的南关外。此时，正逢早市，有的店铺刚刚开门，路两边卖菜、买菜的人们讨价还价十分嘈杂。突然发现我们的牛车拉着一副布满尘土的棺材和我们三个蓬头垢面的土人，他们“呼啦”一下像躲避瘟疫似的朝四面闪开，用一种惊诧、疑虑的目光瞅着我们，似乎把我们当成夜间刚从阴曹地府里跑出来的幽灵……
我们由城南绕行到城东北角，过了涡河，西行到了一个叫拉车路口子的坟地，将其安葬，丧事才算结束。
三个月后，她的儿子季亲生由西安赶里到亳县，又让我陪着他到他母亲的坟上，大哭了一场。由坟地回来路过一个算命摊，我们花了两角钱让那老汉给我们每人各算了一卦。年逾七十貌似枯木的老者眯缝着双眼煞有介事地说：“二人时运不佳，屋中必有不祥之祸。”我问他如何解脱，他捋着山羊胡子慢条斯理地说：“向西行！”我问为什么，他不再作声，一幅昏昏欲睡的样子，再也不理我们。
六年后，在六零年的大饥荒中我被迫辍学。为了活命，我于六三年五月西行路过兰州，我与我表弟在此见面，半月后，又流落到新疆，似乎让那个“糟“老头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