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1958年秋，外公一人住在汤王墓村，当时他孤苦伶仃，年老多病，已经到了人生的风烛残年，成了人民公社的“五保户”。

此时，我在二中上学只能利用星期天去看望他，每次到那总要先给他打扫一下房子，清洗一些衣物，此时外公已瘦弱得躺在麦草铺的地铺上，很少起来走动了。

当时五间草房已经倒了三间，剩下两间住了几十年的陈旧破烂土屋已是多年损坏，四面透风，房内一贫如洗就连最后的一口铁锅也被捐出为大跃进、大炼钢铁作“贡献”了。小屋里阴暗潮湿，霉变味刺鼻，当时还有一个本村比我外公小两岁，但一直没有住处的赵老汉与他同住。赵爷爷能为他们一天两次地跑到队里的食堂打饭，端回来两个半碗的煮红薯或是煮黄罗卜，此时他们已是连包谷面、高粱面的窝窝头也吃不上了。

本来就不胖的外公这时已经病的骨瘦如柴，情况是一天的不如一天。我去到后跪在他身边的地上，俯下身子把脸贴到他的耳边和他说话，他已是有气无力地在哽咽，两眼不住的在流泪……，后来在吃力地说：“瑜儿，我可能活不了几天了，姥爷死时最牵挂的就是你，你以后怎么过啊！”

此时，我心已碎！

在我走时对他说：“姥爷你等着，我下星期回来时一定给你买回两个烧饼吃。”他点点头似乎已经很满足了。

然而，我在二中上学，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学校给的三元助学金和我姐姐的接济来交。除此之外我几乎再没什么可消费的了。当时早上用的牙刷是用五分钱买的已经用了快两年的秃牙刷用它沾上一点盐巴来刷牙。洗脸用的小瓦盆还是在刚考上二中时和一个乡下的穷学生二人各出五分钱合买的。下周去看外公又哪有钱来买烧饼呢？但我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到时我一定要给他买回两个烧饼，让他吃上一顿饱饭。

周末，我向一个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借了两角钱，答应他在假期打工挣了钱再还他。下午放学后，我穿过县城，在北门口外的一个烧饼摊上用了一角钱、四两粮票买了两个刚出炉的烧饼，又用一角钱买了二两五香卤牛肉，让店主将其切碎夹到烧饼里用纸包好，我揣到怀里就尽快地朝汤王墓村跑去……

到那外公还在睡，我把他叫醒“姥爷！我给您买来了两个牛肉夹烧饼，快吃还有些烫呢。”他伸出了一双枯瘦的手接过饼，大口地吞食。我心里泛出了一种莫名的酸楚，因没有开水，我生怕他噎住了，连忙说：“姥爷您慢点吃！这里还有一个呢……”

然而外公吃了这一顿饱饭又怎能挨过平时的饥饿，过了几天没等到下周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就突然接到了我外公病逝的噩耗！

当我赶到时，外公躺在草铺上，脸上已盖上了一张黄纸，我跪在地上在他耳边拼命地哭喊，并把黄纸揭掉看到外公的喉头竟然抽动了一下，我对一旁的赵爷爷说：“我姥爷没有死！他的喉咙还在动呢！”赵爷爷对我说：“那是在等你，你来了他才咽气！”

我伏在地上痛哭，心如刀割，肝胆俱裂……

孤独可怜的外公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悄然地走了！

此时，我姐姐已赶到邻居丁妗家休息。外公的身边就我一个霉气不断，厄运连生的外孙以及穷困无处居住的赵爷爷，我们两人守在外公的身旁。油灯如豆，屋里昏暗潮湿，在此守到天亮，再到公社给我外公去索要棺材。

次日凌晨，汤王墓村的生产队长和两个乡亲领着我到大队去要棺材。途中好心的队长对我说：“见了大队书记要先在地上向他磕头，起身后上前递烟，然后立在一旁，至于要棺木的事由他来说，并再三的叮咛我对书记要表示尊敬和感激。

虽然我嘴上答应，但我心里如同吞下苍蝇。我生性耿直，拜天、拜地、拜先人，我从来没有拜过当权者。我外公新旧社会都是自食其力的贪下中农，最后又成了人民公社的“五保户”，死后理所当然的应该给他一口棺材，以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什么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去乞求恩准呢？我不明白。

但是为了我外公的一口棺材，我不得不改变天生的禀性，先后向比生产队长大一圈的大队书记，向比大队书记再大一圈的公社书记磕头递烟获取了批字――最后抬回了一口白茬子寸板薄棺。在几们好心的乡亲帮助下，既无鼓乐又无仪仗，只烧了几刀黄纸就把我外公与我外婆合葬了。这也是我们由台湾返回大陆后的几年中，我亲自送走的第五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