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右斗争在我们学校激烈地进行，从教师的队伍中打了几个“右派”，但此时并没有忘记上海送来的两个大学生“右派”，对他们也分别进行了清算。

一个是个子较高、身材瘦弱，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三棒子都打不出来一个屁的唐思成。他眼睛极度近视，戴着一副左眼六百度、右眼八百度的近视镜。在一次劳动中，不慎把眼镜掉在脚傍，他慢慢地蹲下去，双手毫无目的在地上划来划去地乱摸，如同瞎子摸象一样，竟然逗得旁边的老师和学生们都过来围观取笑。

另一个是年仅二十岁出头，个子不高，性格外向，爱说爱笑，从来就不知到什么叫做苦和愁的杨嘉桂。

在师生批斗他们的时候，唐思成总是低头不语，形同一个哑巴貌似一个呆子，一时惹得积极分子们怒火顿生，一个个相继发言，厉声地斥责，口号声此起彼伏。经过一番较量，闹得批斗者口干舌燥，嗓子里冒烟，有的竟叫喊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声嘶力竭，最后也和他一样成了哑巴……

而在批斗杨嘉桂时，他总是有问必答，积极地配合，态度尚好。有时在交待自己的“右派”言论时，他还给自己上纲上线，狠狠地自己批判自己，还批得没完没了，逗的大家哭笑不得……

常言说的好，巴掌不打笑面人。加上他平时劳动干活又十分的卖力，批斗会往往到此也就只好结束。

1957年反右斗争，从初夏到秋末在我们学校进行了半年多，开展的异常激烈，如火如荼。从全校的教师中揪出了几个倒霉的“右派”另外还把两个“右派”上报到公安机关批准逮捕，判刑入狱。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当年在亳县二中所取得的成绩是何等的巨大。

然而，世上就是这样的奇怪，往往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突然发生。

1957年10月中旬，在一个阳光充足，金色灿灿的中午，学生们上了几节课后，纷纷从教室出来成群结队的朝饭堂走去，马上十二点钟学校就要开饭了。

我和一个同学最后走出教室，被落在后面，在我们前面几米远的地方走着的是给二（4）班刚上完政治课的反右工作组组长龚明――当时他还兼任学校政治处的主任职务。

龚明四十来岁，中等个子，身材较瘦，长型的脸上还有几个不太显眼的白麻子，说起话来带有一点尖声尖调，就是他的这种酷似女人的娘娘腔，在反右的大会上宣布了我们学校几个命运不佳的老师成了“右派”。

人往往不可以貌而定，从他貌不惊人的长相上你绝对看不出他是个大权在握，决定别人命运的人。

然而，他却是上级部门派到我校的反右工作组组长――党的代表。

他是学校反右工作的决策者，其它领导都要听从他的意见，他可以决定别人的前途，一个人的命运，在师生们的眼中他的权威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此时，他刚刚下课，沾满粉笔灰的手托着课本和粉笔盒，朝着他的办公室兼往处的两间砖房走去。当他走到房子门前时，迎面过来了两个身着蓝色制服的年青人，问他是不是叫龚明，在他回答是时，一个青年右手握住手枪已抵住他的胸膛，左手持着一张逮捕证对他厉声地喝道：“你被捕了！”。

龚明的手指颤抖了一下，课本和粉笔盒掉落在地上。

另一个青年上来给他戴手铐时，龚明还很内行的问道；“前铐、背铐？”。

“背铐！”持手枪的青年说。

龚明顺从的把双手放到背后，那个年青人很利索的把他铐上。

“你的枪放在哪啦？”持枪的人在追问他。

“放在床头的木箱子里。”

另一个青年立即进屋把龚明的手枪取出，并退出子弹一齐收缴。然后又让龚明带着背铐的手用大拇指在逮捕证上按了手印，而后一左一右的押着他走出了学校大门。

龚明从逮捕到押走前后时间总共不超过五分钟，在一旁观看的我们几个学生都被惊呆了。

“好家伙这两个年青人真厉害！他竟敢把我们的反右组长给逮走了……乖乖。”一个学生被惊诧得在自言自语。

当我们俩人进入大殿改造成的饭堂时，一桶桶饭和一盆盆的菜还都摆在地上，并没有开饭。每个班还排着队正在听教务处的杨主任宣布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龚明是一个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刚才已被省公安机关来人逮走……现在同学们可以开饭啦！”

一下子学生们马上散开，纷纷围住饭桶打饭，蹲在地上就着瓦盆里的萝卜炖白菜“呼噜……呼噜”的在喝红薯小米粥，此时大殿里顿然响起了阵阵桶勺碗筷交响曲……似乎学校里并没有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大事！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龚明被捕后学校的气氛骤然变得异常紧张，就连平时三天两头去参加批斗大会，经常和龚明为首的反右工作组一齐商讨给某一个“右派”定案定性的积极分子们，此时也都像缩头乌龟一样鸦雀无声，沉默不语了。

但这并不说明阶级斗争就此停止了，而是正处在树欲静，风不止的时候。据《毛选》所分析阶级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乃是敌中有我“战斗在敌人心脏”，我中有敌――不然的话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又怎么能钻进革命队伍中当上了反右工作组的组长呢？

当时学校的反右运动并没有因为龚明是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先前是由他担任反右工作组长时而打成的“右派”中会出现冤情和错误而进行针别纠正。既成“右派”，一旦“右派”帽子扣到你的头上，三年五年你是难以摘掉的，也只有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接受持久的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因为当年从中央到地方由上至下反右工作始终都是“正确”的。

加上第二年夏天，在学校一个男厕所里又出现了“反标”，使得校园里的空气更加的紧张了。

“反标”出现在校西北角一个男厕所的墙壁上，经过公安人员现场查看和拍照后，学校让学生在教室里各自在纸上写出“打倒”二字交给老师，再送到校部查对笔迹。还让班主任带上学生到出事的男厕所里去看现场。

那个歪歪歪扭扭、字体潦草的红粉笔字是写在小便池上方一米多高的墙壁上，在我们看到时仅剩下“打倒”二字和后面已被擦掉三个粉笔字的痕迹；学生们排队由厕所南门进去，看完后再由北门出来，然后回到教室还要分组声讨反革命的滔天罪行。

一周后，在一天下午学校通知大家紧急集合，校领导宣布已经查出“反标”是初中三年级的“***和***”两个学生所写，并宣布开除他们的学籍，由县公安局将其逮捕。这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从此也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

1958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从春季开始就大搞“实验田”和除“四害”运动（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当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皆兵、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狂热年代，许多新鲜事物应运而生，层出不穷，农业上出现了“千斤田”、“万斤田”（亩产）。工业上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全国性的大炼钢铁，力争钢铁产量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

我们的政治老师也在课堂上讲：“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新月异时代，很快就要完成社会主义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天堂了！”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的热潮中，一些做法可以说是违背科学，劳民伤财的蛮干。当时浮夸成风，宁“左”勿“右”的冒进行为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损失，也是后来造成“三年灾害”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