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一九六三年的冬天，据气象部门报道，新疆准噶尔盆地南部的石河子，气温曾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十**度，气候异常寒冷。到了来年春节，仍然是寒潮滚滚，大雪纷飞，冰天雪地，呵气成霜，滴水成冰。

此时的联合加工厂，经过去年夏粮、秋粮、油料进厂，已是原料充足，仓满垛圆。眼下厂里工作就是磨面、榨油，保障该地区的粮油供应。每年一到这个季节，搬运排的工作每天除了保证车间磨面、榨油进料和厂里成品销售装车外，就是去打扫卫生，清理积雪，相对地来说，要比新粮进厂季节清闲一些。

然而此时，“四清”运动也随着春风一起过了玉门关，刮向辽阔的新疆大地，包括“兵团”。

至于“四清”运动到底是“清”些什么，当时我们谁也说不清，总之是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事情。“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政治规范的管理学说，仿佛两年前在内地就已经听说了。不过新疆因为地处西北，隔着一道阳关，大山重重，黄沙漫漫，天高皇帝远，故而这个遍及全国的“运动”姗姗来迟，以至于到了一九六四年春，在石河子才见动静。

即便不来这场运动，厂里也会对我们这些“盲流”进行审查，这是当时政治上必不可少的程序。早在去年“劳动管饭”三个月的试用期里，厂政治部门已经开始对我们排队摸底并向每个人的原籍所在地发函去信进行外调，试图查出问题，找到“毛病”，准备对我们一些人进行“清理”。只是当时唯恐影响厂里的夏粮、秋粮进厂工作，所以才拖延到今春。在“四清”运动还没有全面开展之前，就首先拿我们开刀试点了，以此作为联合加工厂“四清”运动的前奏曲。

此时厂里保卫科也忙了起来，今天找你谈话，明天找他索要交待材料，似乎非要在我们中间找出几个阶级异已分子不可，弄得大家诚惶诚恐，人人自危！

新疆是和平解放的地区，单位上除了一些主要领导属于纯粹的人民子弟兵（即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进疆官兵）和少数的支边青年外，其余全是“杂牌军”，或“九?二五”起义，或“劳改新生”，或“自流”来疆人员还有解放初期从沪、苏、杭等城市弄来的妓女。但他们这些人中又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看你的家庭出身如何，即“地富起义”与“穷苦百姓起义”不一样，“地富盲流”与“贫下中农盲流”不一样，同是“劳改新生”的又分“高阶级新生”和“低阶级新生”也是不可等同视之。他们或土生土长，或解放前后进疆已是根深蒂固，不像我们新来的“盲流”，由“劳动管饭”刚转为职工，再也经不起风吹草动了，稍有不慎，就会有被敲掉饭碗的可能。

搬运排的气氛一下降到与大自然的气温相似，大家感到寒气逼人，我们只有小心翼翼地埋头干活，保持缄默。

一九六四年二月，刚好过了春节，突然在一天早上，我们还没有起床，厂保卫科干事齐志勇带着警卫班的两个持枪战士，冲进我们宿舍，将正在睡觉的潘云和一个外号叫“糖葫芦”（姓唐）的两个四川籍“盲流”叫醒，喝令他们快速收拾东西，然后带着他们爬上停在厂门口的一辆卡车，飞速地开往乌鲁木齐，乘火车押送回原籍。

至于因为什么问题，当时我们都不得而知。

后来略知一二，如潘云年纪轻轻，高中辍学回乡生产，在干活中曾与生产队长发生争执，一气之下，由川北跑到新疆谋生。现队里要求联合加工厂将其押回原籍，交于他们监督改造。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潘云也真的被押回故乡劳动改造去了。后来再也没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但唐XX被押回“天府之国”，到了家乡几个月后，竟然又跑回联合加工厂，并找厂里算帐。理直气壮地讲他没有问题，当地政府不要，公社又说谁把你送回来的你就找谁去。于是他又跑回新疆，去时一个人，跑回来时却变成两个人，因为他在老家顺便找了个老婆，决心一同“自动支边”，扎根边疆，建设边疆。

刚回来厂里不管，他就带着女人一道去厂办公室“泡蘑菇”，死皮赖脸地缠着厂里给他们饭吃，给他安排工作。好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一条明文规定，不让饿死人。最后只好给他们报了户口，又解决了唐的工作。只因为他的出身好是个“贫下中农盲流”，否则，就另当别论了。后被人们传为笑话。

自从潘、唐二人从新疆被押送回原籍后，我们大家忧心忡忡，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紧接着厂保卫科又是紧锣密鼓地对我们进行调查，看来又要对我们采取新的措施了。

一天傍晚，长着落腮胡子，一脸横肉的保卫科齐干事跑到我们单身宿舍，找我去保卫科谈话。

到了办公室他交给我两张白纸和一支蘸水笔，让我写出来疆之前在口内的所作所为。然后他将门带死，把我关在里面转身离去。此时机关已经下班，其它房间黑灯瞎火，一片寂静，我突然感觉到这不是保卫科在关我的“禁闭”吗？意识到自己要大难临头了。

但是为了说明自己是清白的，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应该主动配合组织上的调查。我只好趴在灯下，伏在桌子上将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自小学到高中二年级辍学十余年的经历，以及后来户口迁移到西安没能落户，乃至如何流浪新疆等等，一五一十地招来，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避免组织上对我误会，而被认为态度不老实，那就更难说清了，从而招来更大的麻烦。当时中国是重视这一套的，不管走到大江南北，还是长城内外都是一样。

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楼道里终于响起了脚步声，房门被打开，齐干事进屋里发问：

“你写完了没有？”

“刚写完”。

我将写得密密麻麻的两张纸的材料递给他。

他在灯下看了足足有十几分钟，然后说：“怎么没有把你在学校‘反右’中同情‘右派’的事情写出来？”他脸色难看，态度生硬。

当时我脑袋一懵，有点紧张，这可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问题！回答道：“让我再想一想。”

“你先回去，过两天一定要把它向组织上交待清楚。”

我像一个被释放的犯人，跌跌撞撞地走回宿舍，这时已经过了深夜十二点。

回到宿舍，同屋的工友早已熟睡，鼾声如雷。但我躺在铺上仍然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里很乱，思绪万千，想起了我的童年――五二年母亲病故，我成了孤儿，其后孤苦伶仃艰难求学的曲折历程，以及在六零年的饥荒中被迫辍学，便成了一个既无工作又无家可归的无业青年。为了活命，前往西安投奔亲戚，却又不能立足，而从西安形单影只地流浪大西北……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侥幸我由“收容所”来到联合加工厂，但干了不到一年，又凭空冒出祸端――厂保卫科找我谈话，让我交待在五十年代学校“反右”中所犯的同情“右派”的错误。当时同情“右派”就是同情坏人，同情反革命，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就是长一百张嘴也无法说清楚！

我想前想后就是没有想到，在我辍学三年后的母校――亳县二中，曾经担任过我们高中语文教员兼班主任的“恩师”、“秃顶”颜，竟然不顾为师之道，为发泄私愤，再次采取当年学校’反右’中他惯用的伎俩，朝他的学生――一个流落到西北边陲戈壁沙漠中的流浪青年背后射来了毒箭（向我所在单位寄来了诬陷材料）。这支毒箭由淮北平原发出，凭借着“四清”运动的东风，穿越中原、西北五省，西出玉门关，直抵新疆石河子联合加工厂，欲置我于死地。

不久前，厂保卫科不是将潘云与“糖葫芦”押回家乡“天府之国”了吗？这也许就是我的下场。但我的老家在哪里？何处又能容我栖身？我惆怅，我彷惶，一无所措。

难道我真是个“煞星”，就这么晦气吗？不知道还要“煞”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步？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自我出生就因为日军侵华的战乱开始流浪。自幼随母流落重庆，流落南京，流落北平，流落上海，流落福州，流落台湾、流落舟山……而后返回大陆。没过两年母亲病故，我成为孤儿，灾难重重。在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中辍学，户口迁移西安不予落户，过期作废成为一个“黑人”，连活命的口粮供应都没有。无法活命，无法生存，无奈为了谋生我又开始流浪，最后孤注一掷闯新疆，在石河子被“收容”，被农八师联合加工厂招用，才有饭吃，有了一个“窝”。然而仅仅干了不到十个月，现在又要搞什么“四清”（政治清、组织清、历史清、经济清）。很有可能在这次运动还没有全面开展的时候，我们有一部分人就会被清理。厂保卫科今天不是已经找我谈话了吗？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别人被押回原籍还有个家，如果我被押送回口里，我的家又在哪里？何处又能收留我？我也可能再次流浪，但又能流浪到哪里去呢？此地虽距边境只有几百公里，但我无心去做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还能脱离地球吗？飞向月宫，又唯恐高处不胜寒！

这时我又想起了那首我爱听而又不敢多听的歌曲：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何方？

为什么流浪在他乡？

流浪，流浪，流浪，

…………………………………

每当我听到这支歌的时候，就会引起我的悲伤，它那动听而又凄凉的曲调，更会让我热泪盈眶……

想来想去新疆之大，仍然是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最后我又一想，你想得再多又有何用呢？因为当时何去何从都不是由自己所能决定的。

末了我又学起了阿Q“妈妈的，今朝有酒今朝醉，那管明日喝凉水。”

于是就迷迷乎乎地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