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弋仲眼睁睁瞧着甄随把玉玺逐一收回匣中，并且合上匣盖，他强忍着不敢伸手去索要观看，不禁狠狠咽了一口唾沫。 随即便将审讯靳氏兄弟所得，向甄随详细禀报了，并且说：“靳准等人所言，不似作伪，且……人头好寻，仓促间又能从哪里找来七方玉印哪？在某看来，必是真物。”

后世石印、玉印很多，这年月却相对欠奉。因为秦始皇初定制度，唯天子始可攻玉为章，名之为“玺”，其余官民则只能持有金属印章。固自汉代以来，制度不如秦朝严格，然而根据汉制，官方图章也唯天子可用玉玺，诸侯王与三公金印，九卿银印，余皆铜、铁印而已。皇族、豪贵等或有私刻玉印的，但一来数量不多，二来也不能作为正式官印来证明身份。

所以姚弋仲才说，倘若靳氏只是南逃，因逢我军才临时起意，拿一颗假脑袋和几样假货出来虚言搪塞，那不大可能一口气就找齐了七方玉印吧？

姚弋仲终究是化外羌酋，眼界比较浅，其实如靳氏这般高官显宦，倘若靳准有玩玉的爱好，则私制三五方乃至更多玉印，那还真不叫什么事儿……

随即姚弋仲便建议，可将刘粲首级与七玺交还给靳氏，将军您委派一支兵马，护送他们前往洛阳去……然而瞧甄随拧着眉头，似有不豫之色，便即改口道：“或先送之长安，请大都督上呈朝廷。”

甄随撇了撇嘴，突然间把身子朝前一倾，问姚弋仲：“都说靳准是奸臣，不知如何奸法？”

姚弋仲闻言不禁一愣，犹犹豫豫地回复道：“我也不甚明了……据说他兄弟党同刘粲，谋害了刘……”

甄随冷笑道：“刘粲虽然无能，于关中丧师二十万，在某看来，终比刘为强……”因为他跟刘粲打过，而跟刘，几乎就没正面见过仗，且昔日刘之败，全靠陆和、熊悌之悍拒之于阴沟水，遂成二将之名，实话说，甄老爷心里是不怎么服气的。

随即便道：“我也不知靳准因何为奸，但既然人人都说他奸，想必不是什么好货。这般狗头，倘若真的献首、献宝于洛阳，天子必然嘉奖，则这等奸货又将来祸害我晋。吕先生曾说，奸贼到哪里都是奸的，还说除恶当务尽啥的……”

姚弋仲心说你张嘴闭嘴都是吕先生如何说，前两天还跟我说吕先生早有预见，刘粲必将北去，时机绝不可错失，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仿佛吕先生真是神仙一般，呆在解县连门儿都不出，就能明了天下大事……

他跟甄随相处既久，那蛮子可能会出什么妖蛾子，也大致心里有数了，便即试探地问道：“将军之意，莫非要……”说着话，并指如刀，比了一个断头的手势。

甄随笑问：“有何不可？如此一来，这功劳便落到我等头上，岂不比让奸贼得去要好么？”

姚弋仲沉吟少顷，摇头道：“我等即便能于阵前斩获刘粲首级，终究无可获得玉玺啊……若说靳氏实窃玉玺而逃，为我等于途中所杀，但彼等却又携有刘粲的首级，则反正之意甚明。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借口斩杀呢？”

甄随笑道：“汝想得未免太多了。”随即摆摆手：“我自然不将此两般宝货送去洛阳，而要送往长安，由大都督处置。至于大都督如何对朝廷言讲，关我甚事啊？只要大都督将功劳记在我等头上，足矣！”

在甄随想来，靳氏兄弟都是胡人，还是胡人中的大奸贼，这般货色，大都督必定也是厌恶的，故我于此杀之，大都督必不责罚。

关键是若由得靳氏将刘粲首级与七玺献至长安或者洛阳，功劳都是那几个奸贼的，他甄老爷不过途中遭遇，遣人护送而已，又能得着什么赏赐呢？而若杀其人，夺其功，即便谎话编不圆，大都督不信，为了方便向朝廷交代，多半也得把功劳算自己头上吧？

因此乃与姚弋仲商议。

姚弋仲沉吟少顷，建议说：“当请司马来，与之同谋。”

甄随摆摆手，说不必“司马如何禀报大都督，乃是司马之事，何必与之商议？”

他平素最烦的就是军中司马，也没什么将兵作战的能为，却偏偏什么事都要知道，什么事都要上禀。甄随心说打我跟从老爹占山造反以来，所见晋军，虚报功劳，甚至讳败为胜、杀良冒功，不都是常事么？唯独大都督瞧不过眼，非要安排个司马来监军，单独核算功劳。

其实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纪律略略严明一些，也是必要的；为了大都督可以彻底掌控军队，他将爪牙布置各军、各营，我也能理解，但有必要把军律定得那么严，把为将者的一点点小心思全都给堵死么？

我这回就讳报功劳了，摸摸大都督的底，看他底线何在。倘若不认我这份功劳，那就必须把功劳记在靳氏头上啊，这又岂如大都督所愿呢？

于是下令，将靳氏兄弟及所携亲信部曲、族内男丁，一律处死，剩下些妇孺，暂时押往安邑，等待以后处置。其实甄随的本意，小孩子也不必留，但据说大都督最忌讳杀害幼儿……至于妇人，将来赏赐有功将士可也。

当然啦，在此之前，等老爷我得胜归来，得先过过眼，看有没有值得自家留下的。

靳准兄弟还在懵然无知，只当甄随验看了首级之后，便会释放彼等。谁想姚弋仲去后不久，返归传令，随即那些看押他们的晋兵二话不说，挺起刀来，一刀一个，取了兄弟三人的性命。

靳准也算走运，糊里糊涂就完蛋了，不象刘粲，临死之前还要受内心识人不明，导致亲信背叛的懊悔和煎熬……

普通晋兵都非训练有素的刽子手，不会把犯人摆好姿势，然后再一刀断头，他们都是直接用长刀直刺三靳后心，然后再割下首级来，由姚弋仲携去，与刘粲的脑袋摆在一处。军中诸物齐备，甄随便命用石灰涂抹了，各自盛匣。

至于靳氏的亲信、部曲、家眷等辈，晋军杀了之后，连埋都懒得埋，直接把尸骨往乱草丛里一抛就算完事儿。

随即甄随再度唤来薛宁，对他说：“我曾允诺，若汝助我攻取安邑，便送汝往长安去拜谒大都督，谋求好职。即今将这四颗首级，还有几匣重宝，全都交付于汝，途中切勿有失。”至于都是谁的脑袋，木匣里装的是什么宝货，却并不肯泄露给薛宁知道。

甄随也不去找司马，即让姚弋仲按照自己的授意，写下一封文书，既向裴该推荐薛宁，也备悉言明今日之事，封好了，一并交薛宁带去长安。

那么平阳胡乱之时，裴该在长安又在做什么呢？

这一日非常罕见的，裴大司马盛排仪仗，亲自跑到去北门外去迎人。城内百姓及中下级的官吏都不禁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不知道是谁值得大司马如此地屈驾往顾难道是洛阳有天使前来宣诏不成么？

有些看热闹的远远觇望，却见一乘驴车在几名兵丁的护卫下沿着道路，迤逦而来。裴该见了，亲自下马往迎，车帘一挑，下来一名老者，颤颤巍巍地便待向裴该行礼，却被裴该双手搀住。

有认得的，当即遥遥指点：“原来是文博先生，怪不得大司马如此恭迎……”

这老者正是中州大儒董景道，字文博，此前曾经为裴该编纂过《姓氏志》，但裴该几次三番请他出山相助，老先生却总是以自己醉心于学问，无意仕途给婉拒了。因为董景道也知道，当时裴该方致力于破胡定陇，根本没有精力弘扬儒学，则若自己往仕长安，不过是给人家充门面、抬声望而已，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任用啊。

但等裴该终于稳定了关中之政，暂时外无强敌，乃开始发展文教事业，为此而再请董景道出山，老先生却不便拒绝了。

因为裴该这回请老先生到长安来，是来搞教育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传说时代暂且不论，起码从周代起，就建立起了原始的官学体系。根据记载，西周官学分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设在王都和各诸侯国都邑内，分大学、小学两级，乡学又名序、庠、校、塾等，则分置于王都郊外六乡之内不过也有一说，所谓乡学，不过是乡老之类听政、议政的场所，跟学校毫无关系。殆至春秋、战国，又生私学。

秦禁私学，而广官学，不但在中央设博士官，在各郡也普设官学，名为“学室”，作为基础官吏的养成所。汉代的中央官学更为发达，不但有传统的太学，还有文艺专科学院“鸿都门学”，有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四姓小侯学”，等等。

至于地方官学，汉初本不设学室，直到文翁治蜀郡，因为蜀地文化落后，乃选派官吏至长安向博士学习，归蜀后于成都市上辟学舍，不过数年，竟使蜀郡文风可比齐鲁。武帝有感于此，下诏“天下郡国皆立官学校”；逮平帝时，正式规定各郡国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而聚设“序”。

当然啦，那年月必然没有国民教育，官学都是为贵族子弟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