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少之间有代沟。不同时代的人对生活的体会是不一样的，对生活的态度也不同。孙泉源家境不好，遇到事情，他还算得上能够经得起折腾。这苦那苦，他不在乎，任何困难他都能应付，也都能够克服。但对于大寨上种庄稼这事情，在心理上，他倒觉得接受不了，擎架不住。他认为：这大寨既难上，又难下，上下一趟不容易，只可种些树木，或种些易收获，且不用怎么管理的经济作物。至于麦子、玉米、大豆，这种费事儿又费力的农作物就不要再种了，免得受这既出力又危险且又没有多少收益的失望之苦。
知青毕竟年轻。知青说出来的话，其实也都是年轻人的看法。虽然知青不像回乡青年那样对农村事物了解得全面，懂得多，但经历不同，他们岁数相仿，同样年轻，接受新事物，还是能够迅速同步的。
其实，不是上年纪人不能迅速接受新生事物，那是上年纪人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在他们脑子中根深蒂固，想让他们轻易改变看法，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说起大寨上种粮食划不来这事情，良爷没有直接反驳，只是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过后想来，他倒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他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尹冬梅爷爷昏倒在沟里。
良爷讲这故事是啥意思？孙泉源听过以后，不很清楚老人家讲这事儿的用意，只是感觉心里涩涩的很不是滋味，这种现象似乎与国家大势有点儿什么关系。
良爷说：咱们这里，地理位置好，没灾没难的，有山有水，算不上富裕。但与常年遭灾的地方相比，咱们这里确实是好得让他们那里人眼气。人活着，啥最重要？——吃饭最重要。民以食为天。这是天意。这是自古以来形成的铁律。人若没有食物，那不是都要想方设法出去寻找吃的吗？你们年轻人都喜欢说咱沟里苦。咱沟里苦不苦？苦。可这苦毕竟还能忍受，还能让人将就，还能让人死不了，还能够让人凑合着生存，还能让人将就着活下去。
现在时代发展了，经过治理，咱沟口上的大河稳定了。早些年，在过去——也就是我小时候，那河，要不大浪滔天，要不干涸半年。大河左翻右滚的，直闹腾的两岸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人们让大河折腾得生不如死。你想想，那是啥滋味，那是啥场景吧。——就像秋来河打沿儿一样，一夜光景，把咱种的庄稼都打到河里边。明摆着要到手的庄稼，眼睁睁看着一块儿又一块儿都打到河里冲走了。你们或许会说：冲走就冲走吧，冲走了明年再种不就行了嘛。是，明年是能再种。咱这河边有丘陵，无论如何，丘陵上或多或少，还能有些收获，碾碾磨磨，吃糠咽菜，忍饥挨饿，纵是艰难，无论如何饿不死，还能活着。
大河下游，尹冬梅她爷爷居住那东滩以下，那些地方就麻烦了。一水过去，啥叫打水漂，洪水扑来，人死房倒，冲个干净，啥都没有了。能活下来的要吃饭，成群结队逃荒要饭的铺天盖地就过来了。
街里那寨子，咱沟里这大寨，你想着是防土匪的？哪来那么多土匪？是防饥民灾民的。饥民灾民成群。三天不进食儿，就能饿死人。他们一路过来，要不来吃的，他们能不抢吗？那时候是旧社会，政府不中用。没人管，抢来就是好家伙。国家不富强，老百姓也遭殃呀。为抢粮食，打。打得一塌糊涂。打死人，打伤人，这种事儿多了。
有一回，听说一路灾民涌过来，沟里人都奔寨上躲起来。一天过去，平平静静的。有人把消息送上大寨：灾民都走了。可以从大寨上下来了。
待到人们下到沟里，却见井边躺着一个小伙。那小伙奄奄一息，快要死了。人们给他喂水，给他吃的。他说他没病，他是三天没吃饭，快饿死了。问他家里人。他说涨河发大水，都淹死了。他是跟着灾民一路顺河跑，饿晕，倒在这井边，同路人以为他死了，也就撇下他，都朝西边走了。
这小伙就是尹冬梅的爷爷。从那时候起，尹冬梅她爷爷就留在沟里。保长、族长可怜他，不抽租，让他种了寨上的官地。同时他还打短工，做长工，多少有了些积蓄。然后结婚生子。解放初分了土地，他就真正成了沟里人。
良爷那意思是：寨上那贫瘠土地成就了尹冬梅她爷爷这个人，尹冬梅他爷爷因为寨上土地才在沟里扎了根。想想也都觉得可怜又可怕，那是啥样的生活？那是怎样凄惨的生存状况呀。
良爷说：就那还是沟里人善良，收留他，不收留他，他只怕早就死到沟边了。
由此可见，寨子、大寨是为防备来劫掠的外部群体而设置的，对单个善良的人不设防。
走在乡下稍微大些的村子旁，寨子、炮楼到处可见，这是国家不富强，民心不稳定的标志，这是人们盼望安稳生活的标志，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家为着获得安稳生活所使用的自保手段。
能够接纳饿晕过去的尹冬梅她爷爷，这能说明寨子、炮楼，对于善良的个体不设防，这就足以说明沟里农家百姓很善良。
良爷说：“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好呀。社员们只管安心种地，其别的啥事儿都有人管了。旧社会不行。旧社会因为一个草个儿就能把人给逼死了。”
年轻人听得良爷说，都感到有些过分，孙泉源还有些不相信。良爷说：“新良大队下乡知青有个叫金安然的，你可认得？”
孙泉源说：“认的。他说他家是咱沟里的。我还想着他是开玩笑呢。听你也这样说，难道这是真的？”
良爷说：“真的，他老家真是咱沟里的。若不是他爸跳河逃走了，只怕连他爸也让那军官给打死了。”
孙泉源说：“听说他爸是老革命，这是真的吗？”
良爷说：“咋能不是真的呢。这都是真的：那年咱这儿来了一支队伍，粮食征过一遭，又征一遭。都是农家小户，哪有那么多粮食呀。金安然他爷爷还没说两句‘出不起。’那个催粮的嘴巴子就打了上来。骂他：‘别家都有，就你家没有？再甩你俩嘴巴子，看有没有？’金安然他爸爸那时年轻，血气方刚，见催粮的打他爹，他就跟催粮的打起来。催粮的打他不过，哭着喊着跑去叫人走了。
“只一会儿工夫，听着啪、啪地放枪，远远已看见人来了。金安然他爷爷劝着金安然他爸爸：‘快走，快走，等他们到这儿，你就没命了。’离得老远，那些当兵的就朝着这边跑过来，冲着这边人放枪了。那年河水大，金安然他爸一看没办法，只好跳河，逃往北边走了。
金安然他爸爸是逃走了。金安然他爷爷也就让人家逮住了。吊起来打。好打。他们家只好把地卖了赔了人家。他家在沟里没了地，之后也就从沟里去了新良村。新良村是金安然姥姥她娘家。”
良爷这话还没说完。孙泉源便接过话头说：“这是不让百姓安居乐业了。这也是老百姓离开沟里的一种迁移方法。这方法听着都可怕。这是逼上梁山呀。”
良爷说：“国好，家才能好。就咱沟里的这些事情也都看出来了。”
是呀，良爷说这是实话。以大看小，以小见大。事实如此，的确如此呀。
说着已到了晌午。日头当顶，照得正毒。寨子上没有风，好多人都热得受不住。寨上唯一能够存住人的地方就是那孔砖券窑。那孔窑很小，容不了几个人。因而不耽搁事儿，都把麦子打梱，挑起来往下走。此时的心得体会绝不是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种感觉，比那感觉要痛苦十倍。
一人一担挑起来往下走。那路很窄，大家只能排着队，行成长长的一溜，按着顺序往下走。担着两捆麦草，脚下是窄陡的小路。若是形容这是虎口夺粮都不为过。为这点粮食，沟里人出力太大了。眼看下到山半腰，孙泉源脚下一滑，身子打个趔趄，幸好伸手抓住了身边的小树棵子，没能栽到坡下去。再看那担麦子，早已顺势滚撒到了半坡上，只有钩担溜到了沟底。
孙泉源忙了一上午，收获竟是这样子，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心不甘，他想下去把那些撒麦收起来。乡亲们都喊叫：“不要了，别收了，那没多少，不值得下那劲儿了。到下边拾起扁担回沟里就行了。”
孙泉源此时没有脸红，他只有一个感觉，这点粮食来的太不容易了。若没亲身经历，他不会称其在寨上种地是虎口夺食儿。他也绝不会忘记虎口夺食儿的意义。
他下到沟底，捡拾了钩担绳索，回身慢慢往沟外走。心情不用说，也是很悲壮的。打了败仗。打了败仗。别人都担着麦草丛他身边走了。他拖着带绳的钩担，慢慢朝沟外走着。他是打了败仗的士兵，灰头土脸，后背水湿一片。脚步沉沉。望着一个又一个担着麦梱从他身边匆匆走过的人，他眼睛模糊了。为了这点粮食，沟里人太不容易了。汗滴禾下土又算什么？这样的苦又有几个人能体会到呢？人世间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有人说是身在苦中不知苦。孙泉源此刻倒觉得：身在苦中知道苦，你对这苦清楚，可你还得苦，你对这苦没办法，这才是世间最大的苦。
他没有检讨他自己太笨，他也没有检讨担麦梱时自己太紧张，自己太上心，以至于脚下打滑只想栽到沟下去。他想劝说乡亲们把这寨上土地闲置了。
他一步一步往外沟走着。他感觉他很笨。他流着泪。他泪眼模糊，旁边是一个又一个担着麦梱超越他，往麦场疾疾行走的乡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