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主席外出，同时派出了秘书田家英到湖南农村调查，以找到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的出路。主席给田家英指定了四个调查点：湘潭的韶山（主席的家乡）、湘乡的唐家坨（主席的外祖家）、宁乡县炭子冲（**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曾在此蹲点调查）。

主席嘱咐田家英：要向**报告一下，问少奇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要参加调查。

田家英回到北京向**作了汇报。**当时正忙于确定国民经济调整的大盘子，忙于统一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困难形势的认识，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没有顾得上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对田家英说：我同意。湖南3月份天气还很冷，调查组去时要准备好棉衣。可以到湖南，向省委借些棉大衣给调查组人员穿。

田家英组织了一个17人的调查组，兵分3路，去韶山大队、大坪大队（即唐家坨）、炭子冲大队，没有去天华大队。

1962年3月底，调查组全部抵达农村。当时参加调查组的逄先知回忆说：“这里自从实行‘六十条’，取消了食堂、供给制，后来又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社员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生产、生活都有了转机。但是我们一进村，却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炭子冲好一些，据说这是因为**1961年回家乡调查时曾批评过包产到户。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大家也都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有时同调查组的同志辩论到深夜。”

田家英心里很矛盾：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不能轻举妄动，特别在韶山地区更要谨慎从事，否则势必影响全省、全国。

田家英不便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但私下里多次对逄先知说：“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种家庭经济还是有它的优越性，集体经济现在难以维持”。

田家英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1961年3月广州会议期间，他将安徽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主席，并写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里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了这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田在这封信里所表达的主张和流露出来的情感，同主席是一致的相通的。毛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陶铸见到田家英说：“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陈云则对田家英的意见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吗！”

时隔一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他认为，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为克服严重困难，家庭经济还有它的优越性。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生产有利。

带着矛盾的心情，田家英先把调查报告寄给了**和陈云，作了汇报。**认真地看了，认为很好。陈云同**的反应是一致的。陈云读了田家英的汇报后，非常称赞，说：“观点鲜明”。

7月初，田家英等回京后，立即去**那里汇报。

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打断了。刘说：“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显，‘包产到户’是农民度荒的好办法。”接着，他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家英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

“可以。”**接着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然后写个文件。”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嘱咐田家英不要说是他的意见。

田家英得到支持，便准备起草一个文件：《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主张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恢复和展农业生产。

当田家英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话不多，却很干脆：“赞成。”

与此同时，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在对包产到户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962年6月1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致函邓子恢等人说：安徽群众“特别强烈要求的”，是“‘责任田’3年不变，人大代表李有安（劳动模范）甚至代表群众说话，提出3年又3年不变”。

6月16日，李富春途经安徽一些地方，看到农民生活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要饭的了。他与农民谈话时，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就此，李富春致函**、邓小*平等人，汇报了这些情况。29日，他又给正在湖南的田家英写信说：农业问题需要“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为进”。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汇报工作，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7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见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要使它合法起来。”

而对“包产到户”、“责任制”最为支持，也最力主、力陈己见的，是邓子恢。他到处表讲话、向中央陈情，支持包产到户。他斩钉截铁地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中央陈述意见。**员时时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丢“乌纱帽”。

陈云在上海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认为这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就打算向主席进言。7月初，陈云回京后同**、邓小*平等几位常委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上一致。

**说：工业上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同时，田家英回京后，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开始起草一个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的文件。

主席在外地，陈云曾向**提出农村包产到户的建议。实际上陈云当时的思想比包产到户更远。他认为包产到户“是二百二（红汞、红药水的俗称，一种治外伤的药水），是红药水，不解决问题”。他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

陈云主张分田，同**一样，是把这看作度荒的应急措施，使国家渡过难关，避免人民“造反”。当时占据他头脑的主要思想是：“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这个“丧失革命成果”，指的是农民造反推翻**；所谓“争取时间”，指的则是农民失去忍耐之前再度赢得农民的信任。一九六一年六月陈云回上海青浦县老家调查时，已经听到农民牢骚说：“蒋介石手里受难，吃干饭；**手里享福，喝稀粥。”他对此感到震惊，于是说：“吃稀饭农民是不满意的。统购统得太多了，这样统购的情况不能维持太久。不能太欺侮农民，他们要造反的。农民长期吃粥不行。”所以，他主张分田，是因为他相信农民分到了地，干饭自然就有了。他指示财政办公室算账，看“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加多少？”至于农民单干之后是否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可能，他则回答：“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后再来。”（意指若出现新富农，就再来一次土地改革或其他形式的均贫富再分配）。

由于**、邓小*平、陈云持这种态度，半年前曾希圣挨批时闭了嘴的干部逐渐敢说话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个会议上说：“安徽实行责任田增产了”，“突竟包产到户好不好，可以试验。”另一位副总理**则说：“假如让农民自己表决的话，多数农民都是愿意包产到户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思想同陈云接近。他说：“单干可以，只要你照我的四个条件去做就可以。一、土地按人口平均负担。二、保证搞好生产。三、完成公粮任务。四、交纳水费牛租。”一九六二年四月，河南省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借”给农民自耕，陶大为赞赏，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见文革期间广东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红旗（贫下中农）报》）。张闻天是下台干部，虽然政治局的席位还象征性地保留著，参加会议表意见的权利却没有了，他只能自己对自己表意见。七月十八日，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包产到户的展，是群众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结果，是调动积极性的一种办法”。

7月6日，陈云给主席写信说：“对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主席还在邯郸时，田家英就下决心以秘书的身份向主席进言，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回答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

尽管**、邓小*平、陈云等人都对“责任田”、“包产到户”等问题有过明确的态度，但是，最终还要看主席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