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30日，看完《岛上书店》最后一章，回忆着书中点滴，她脑海思绪翻涌，内心因为这本书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她觉得她从书里感悟到了许多；这一刻她坚定地相信，只要朝好地方走的脚步不停、只要耐心等待，就一定可以得到好结果。这种念头在她心中如此坚定，坚定得让她这棵草变成了一棵树。然后她收到了方圆发的消息。

——hi，小松，你还在苏州么？

这条消息如同风卷残云一下子将她脑海中由《岛上书店》带来的思绪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新的焦虑：如何回复？自六月份以来，她已经和那么多对她来说十分重要的人重新取得了联系，也在这一次次短兵相接的锤炼中摸索出一条像她这种情况的人重拾旧友的心得，按理说不该再发愁了；然而，事实是当她看到方圆的消息，一颗心竟然紧张得紧紧地揪在了一起！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落魄，那么最令她害怕的就是面对曾经的同行者：害怕让别人失望，也害怕被看轻、被同情，害怕听到叹气声。她害怕方圆看到自己会失望。方圆是她自卑又略带自闭的灰扑扑的大学生活里的一缕阳光，在那个时候是极少数能让她敞开心扉、感到温暖、由衷喜爱且真心敬佩的人。她会真诚地将生活与学习上的经验拿出来与她分享；每当她自卑到底，她总能及时出现并给她肯定与鼓励。她们不在一个宿舍，并不经常在一起，但她就是那种神奇的女孩子：她洒脱、明朗，哪怕只出现一次，也能以这一次的短暂存在给身边的人带来强烈的积极暗示，你会觉得暖，会觉得生活还是那样充满希望。毕业之后，她进了渣打银行，不久辞了职，去广州做服装生意去了；往后她不太清楚了，只有从她偶尔发出的微信状态——一张照片或者几句话——粗粗了解她的生活。去年九月，方圆终于再次更新了微信状态：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了“高大状”（方圆姓高）。她总是这样敢想敢做、积极潇洒。曾经不止一次，她希望自己变成她。

方圆的第二条消息在她回忆往昔时发过来：

——我现在到江苏了，在昆山实习

该怎样面对她？说什么好？一个人，如果她曾有过远大的抱负、别人也觉得她有不凡的将来，当她失落，就会觉得辜负了所有人。现在她就是这样，灰溜溜地躲避着所有人的视线，希望被所有人忘掉。你这样的想法不但危险而且自私——当她又想将自己封闭起来时，她如此不断告诫自己、警醒自己、自己跟自己斗争。退缩、向前、抗拒、说服、犹豫、放手、中断、继续……天性上存在的弱点让她每向前迈进一步都要经历诸多痛苦挣扎，而那些让她纠结的问题在别人看来往往十分可笑——就这么点事，哪用费这么多劲儿？

她是你很喜欢的人，就像姐姐、就像亲人，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你心里坦荡就好了呀！她喃喃地劝自己。坐着坐着，忽而就释然了！咯咯笑起来，心道：方圆啊，你这个家伙！你知不知道你突然发来的消息让我多纠结啊！指头在屏幕上快速跳跃，敲出下面的字：

——我已经不在苏州了，现在在南京。咱们都六年没联系了。好想你。

打出“好想你”三个字时，眼底忽而潮湿。有些话，对某些人，她多想明明白白讲出来，然而她的嘴就像被什么东西按住了似的，就是没法明明白白讲出来。那么多本该说出口的话都没有说，她好懊悔呀！现在，她说出来了，说“我想你”，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敲出来了。

——太好了，正好我最近可能会去南京出差，有时间出来见一面啊？毕业五年了，咱们还没见过呢

“好啊”两个字敲出又删掉。工作日，方圆白天上班，她晚上上课；周末，方圆休息了，她却满天课。一方面她觉得因为自己的原因将孩子们的课推掉不好，另一方面，“没时间”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她又犹豫了。如果没有在第一次生出想要做某种事情的强烈冲动时想尽办法将事情做了，这件事很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做不成了。她深知这一点，于是在经历了一阵短暂却剧烈的痛苦纠结之后，她咬着牙，逼自己发出下面的话：

——好啊，你来吧！

——这周可能不行了，得下周。你现在在南京做什么呢？

——在教育机构里教数学

——你当老师啦？当年就觉得你头脑清晰、文文静静的，很适合当老师，真不错

——你才是真的不错呢！去年看你微信知道你通过了司法考试，我都惊呆了！司法考试那么难，你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就通过了，太厉害了！

——你要是拿出一整的年时间专门复习你也能通过

她心中一动，问道：

——我能问你个问题么？

——问啊

——为什么决定做律师呢？

——机缘巧合吧。前年广州的生意不做了，回老家休养，无意中看到新闻说那年是向非法律专业人士开放资格证考试的最后一年了，就想着考考试试，没想到就考中了，也是幸运啊

“啧啧，真好！”她叹息着，感觉出奇的好，手随心动，已经把那种飘无定型的感觉敲成文字发过去了：

——人生的际遇真奇妙！

——是呀，从没想过自己会当律师，结果误打误撞当上了。我今年还在实习期，明年就能拿到律师执业资格证了。

二人接着话头聊下去，一直聊到晚饭时分。她说，

——方圆，我报了今年的国考了。

——那也挺好啊，公务员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对咱们女孩子来说还是不错的。

是的，她身边所有的人都这么对她说。

——可是我想读博。

时间一秒一秒地数过去。她感觉方圆一定在考虑如何回答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既能考虑实际又能照顾到她的感受的答案。对于她这个年纪的、又没有良好家庭作支撑的女孩子来说，考博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

——真想读？

——嗯。真想读。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一个字，读。

——可是我，

她发了三个字过去，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往下说了。一句话断在“可是我”三个字那里，逗号之外一片荒芜。

——好些事不用着急的，机缘到了就是你的了。读吧，别给自己留遗憾。

毕业时说以后有机会一定经常见，但是距离本科毕业已经五年多了，其间除了机缘巧合和谷子见了一回——当时她刚到苏州工作，谷子去北京读书、受邻居阿姨之托绕道苏州给邻居家的女儿送东西，她们因此得以见面——曾经一个教室里朝夕相对的160个人散落四方，至今未得重见，甚至连雷晴都没有。六年了啊！六年！时间失去得可真容易！

她举着小圆镜，审视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几秒钟，再次因灰心丧气扔了镜子。过去一年，照镜子无数次，不知为镜子里的那枚虚幻影像伤心或者高兴了多少回。好好的一个人，有思想、有头脑，竟被一面小镜子牢牢地操控着，恣意放大缩小，几乎扭曲了。

被扭曲了的人。你被扭曲了多少回了呢？哪一个才是真的你？

她忽然发狂似地粗暴地掀开笔记本显示屏，开了机，头脑发蒙地点开收藏夹，轻车熟路地点击着，屏幕上跳出一个海蓝色的页面。是这个网页没错了，去年十二月，就是通过这个页面，她完成了科大的博士申请，然后在提交纸质材料的最后一步上打住了。让她打住的那些顾虑，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你又申请国外、又申请国内的，一心二意的能行么？你对别人说申请的是美国和香港的学校，转头又申请国内的，你这——带着这样的顾虑，结果怎么会好呢？果然，到最后，国内国外的，一样都没成，读博的事就成了潜在她脑海里的暗礁。有人早就告诉你要读博，可是你不听；后来好多人说你不能老念叨着要读博要读博了，你还是不听。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过来人都告诉你那条路是弯路，可你不信，非要自己亲自走一遍。于是你走了，发现没走过的路还真是不好走。——看吧，早跟你说过吧！只有你自己知道，这条路你早早晚晚的一定会走，也只有你自己清楚这条路到底是弯路还是捷径。哎！如果去年没耽搁就好了，现在已经读博二了。

不是不满过去、就是等待将来，总这副样子怎么能行？

一进十二月，天气骤然冷下来。前夜临睡前只穿了件宽松的袍子，第二天醒来时整个身子都是冷的。她打着哆嗦跳下床，脚底一滑差点仰倒。借着黑黢黢的天光低头一瞧，白生生的a4纸撒了一地。想起自己昨夜干的好事：当时她看完一篇文献实在困得不行了，手一松，眼睁睁地看着十多页纸张散在被子上，也懒得收拾了，迷迷糊糊地关了灯。现在她打着寒战将a4纸一张一张拾起来，码齐了搁在写字台上。身上已经凉透了，便从衣柜里翻出一条围巾裹在身上。刚过六点钟，离天亮还有差不多两个小时，她已了无睡意，坐在窗前，隔着窗帘朝外看。橘黄色的是海宁路梧桐树下的路灯，白色的是正对面最近的那座大厦里发出的光，黑色很深的地方有两处：靠上的是夜空、右下角是树木幽深的政府办公楼那一带，还有几点毛乎乎的红色，那是城市里散落着的霓虹灯。这些影影绰绰的光与暗都是她脑中自然生成的画面，在过去的一年里，她的目光春风似的千百次细细拂过小窗之外视野可见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她都太熟悉了！所以，她看着窗帘，也“看见了”窗帘外的世界，其实在发呆，静坐的那段时间里，什么想法也没有，和写字台、椅子、衣柜一样，只是这房间里的一样物件。

一个念头在脑海里忽地一亮，像划亮一根火柴：灵动就一定是好的么？重复就一定是坏的么？她没有及时用这根骤然划亮的火柴点燃思想的灯芯，因此火光只亮了一瞬就熄灭了，那个念头就像东西掉进深海、就像阴影没入黑夜，再也找不回来了。她打了个激灵，从那种无事无非的状态里破了出来，感到怅然若失。

她从窗台上取下《达芬奇密码》，重新爬上床，打开手机内置的手电筒，靠在床头看书——一周过去了，凭着吃饭、消食的那点时间，查生词、啃句子，一个字、一句话地磨过来，终于读完到完了二十七页；现在她徘徊在第二十八页上，看得眼睛生痛、头脑发胀，如此深切地体会到了积累的过程，这一刻这种过程在她这里具化了，是捧着一碗铁碗装的刚出锅的粥、是脊背上晒着夏日正午的烈日，这过程煎熬而漫长！然而，尽管煎熬、尽管漫长，她却固执地不想放弃，这种固执如此清晰地作用在她身上，让她感觉自己像什么呢——如果她是一棵树，那固执就是坚硬的树皮；如果她是一条河，那固执就是坚固的河床。她伸手从枕边书堆上抽出那本橙色封皮的三十二开西英词典，翻到某一页，食指按在页面上向下滑动着检索“precisamente”这个词。窗外起了风，她忽然记起，自己正在看的词典原本是谷子的。

彼时正值毕业离校，大家都忙着在宿舍里收拾东西、打包行李。她在宿舍里围着姐妹们准备卖掉的东西转悠，在谷子要卖给楼下小贩的废品里发现了这本词典。当时她捡起这本书，只是觉得以后可能用得着。从谷子那里讨来之后不久，这本词典就和她自己那些舍不得处理的书一起被她打包寄回家里了，此后一直搁在纸箱里，纸箱放在她的房间里，她的房间在她不回去的时候很少有人进去。直到两年前她辞职回家，在镇上汪木匠那儿订购了一个梧桐木书架，它才终于摆脱黑暗、重见光明。又过一年，她带着十几本精挑细选、不舍离身的书——说来奇怪，这些书里竟然包括了这本她从未仔细看过的词典——来到南京；又过半年，它终于派上了用场，正如六年前她的新主人将它从废品堆里捡起来时想的那样。

多少年前，玉明在你心里埋下了对外语好奇的种子;多少年后，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一个老朋友的一本书，让你心底这颗种子发了芽;再往后，还会有其他人，给你这颗种子浇水、施肥——但一定是你，让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无数种影响叠加而成的自己，原本是什么样的呢？不，不可能有原本，就算住在山洞里、谁也不接触，也会被塑造——被处身其中、逃无可逃的环境与时空！被外力塑造、也被自己塑造着，悄然无息地变换着形状，就像树木在四季里的变换，就像流云被风塑造。若你读一百本写人的故事书，一百本书里至少有一百本讲的是各种人从人生之中为数不多的几扇门里进进出出的事——没有条理的人认为自己最大的失败在与没有条理，并在此后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跳进某些条条框框里;有条理的人通过反思发现自己最缺乏的是自由，一辈子都在试图从层层叠叠、形形色色的框架里往外跳。而如今的你与故事里的人一样——当然你本身就在故事里，只是你自己经常忘了这一点——也来到了某个节点、人生之路中普通而又残忍的某个阶段，突然开始彻彻底底地审视自我，并在此前的行为模式中发现了巨大的、足以让你对自己失望透顶的漏洞；于是你迷失了，眼睁睁地看着生活与人生在你自己手里土崩瓦解——土崩瓦解，变成迷雾、化为黑夜。在这最令人沮丧的时候，你既怕自己遭人看轻、又想一力承担；你离群失所，掉进深渊。那是别人眼中的深渊，却是你最后的一点慰藉，它给你庇护，让你感觉安全。

她笑了，笑自己可笑，不就是失眠的时候看了一本书么。

天色逐渐明亮起来。冬晨的清光从东窗、北窗上透进来，映得小房间亮堂堂的。微风撩起窗帘，海蓝色的天空中几片白云淡若薄纱，海宁路上的梧桐树黄透了，金光闪耀地反射着洁净的晨光。写字台上的抽纸袋里，露在外面的半幅纸巾在晨风里细细摇动，像微风吹拂的草丛。只要稍加体会就会发现，冬晨的清冷里蕴含着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纯净。她瞧着与夏日清晨相比脱胎换骨似的景象，不但没有凌晨失眠的颓废，反而心情爽朗，津津有味地一口气看了三页书——第一次啊，学西班牙语以来，第一次一口气看上三页书！要知道，在过去的一周里，她一天只能勉强看完一页，只因生词多得犹如大丰收的时节里被农民们刨了满地的红薯，把小说的情节割得四分五裂，她读完一页，只觉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心底像开了一口油气井，喜悦噗噗噗噗地一个劲儿往外冒。六点五十一分，她收拾好东西，背上那只装满小物件的绿色双肩包，满心喜悦地出了门。

2017年12月10日，上午8:35分，在明朗而温暖的冬日阳光的照耀下，她走进了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考场；经过了两场紧张的考试，于当天下午五点三十四分走出考场。她随着乌压压的人潮无意识地向前走动，看着头顶那片夜色初染的苍空，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呵——泪水顺着脸颊缓缓流下来。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她的内心之中正经历着怎样巨大的情感波动；也不会有人知道，她此前的人生因为“要不要考公务员”这个问题受到了多大的扰动——“公务员”这三个字对她于这个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对于她身为农民的父母双亲、对于她几乎可以说世代为农的家族，意味着太多无法言明的情感！结束了！结束了！心头上压了许多年的事情终于了结了！

父亲在第一时间打来电话，问她考得如何。

“啊，还行，进面试应该不成问题。”

这话刚说话，就听到父亲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她知道，直到这一刻，父亲悬着的心才算真正落地；她也知道，在过去的将近一千个日日夜夜里，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让自己骄傲了二十多年的大女儿人生无着，必然承受着令她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压力——每当夜晚来临，他在床上辗转难眠，内心之中经受着怎样的煎熬！

听着父亲欣慰的声音，一年多了，她第一次服了软：“爸爸，对不起，让你担心了这么长时间。”

她听见电话里父亲轻轻地笑了一声。

父亲：“说什么傻话呢，你从小到大都叫我和你妈妈省心。”

她也笑了，泪从眼眶里溢出来。

“爸爸，我考试的事情你知道就好了，也先莫告诉旁人，等真正有结果了再说。”

“我知道。就是前段时间你五叔问起来你现在干什么，我跟他提一下子，说你要考公务员。”

“这个没事。”

“你不知道，当时我一说，他也明显松口气。其实，俺家人私底下都挺担心你还。现在好了，等公务员的事有了结果，他们就放心了。我看网上说一月份出成绩吭？”

“嗯，一月份出成绩，二三月份面试。”

“那不还早了么？这段时间不回家望望啊？”

“不早喽，几个月出啦（“出啦”，苏北方言，意同“出溜”）一下子就过去了，好好复习，先不回去了。过年再回。”

“行，你是个有主意的，自己看着办就行。”

有主意？她笑了一声，父亲也轻轻地笑了。父亲不知道她在笑什么，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

之后她又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听说她考完公务员了，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问她有没有告诉父亲。她说告诉了，考完试回来就告诉父亲了。

“哎，他也该宽心了。你不知道，你爸爸为了你考公务员的事急很长时间了。上年子你爷爷死时候，你小叔就叫他劝你考公务员，说家里有个人当官，说话办事都不用看人脸色。你爸爸知道你不想考，一直也没给你说。”

她叹了一口气，“是我不孝。”

毕业那年，她因不知将来何去，便想着先把户口从苏州迁回老家。在苏州办理户口迁移证明很顺利，就天真地以为迁户口也会很顺利，回家之后立刻着手落实。村里开具了允许户口迁移的证明，但是公章在镇里，必须去镇政府盖章。她和父亲早上十点钟骑电瓶车到了镇政府，一问人，说是盖戳的地方在大西边；她和父亲赶到大西边，找到那家单位，到处理户籍的科室敲门，许久不见应答。父亲说可能是他们来的时间有点早。他们便在门口的长椅上坐着等。等了约摸半小时，一名工作人员端着茶杯经过，父亲问她xx科长在不在，那名工作人员说那个科长今天在下面片区喝酒，估计不来了。

“那他什么时候在能在呢？”

“我也不知道。要不你们明天再来试试。”

父亲连连点头道谢，神色如常地喊她走。她心中既惊讶且气愤，憋着没有发作。等父亲将电瓶车骑到大马路上，她心中的不满爆发了：“怎么回事啊？正儿八经的工作日不在自己岗位上跑去喝酒！他一甩手走了，大老远跑来办事的人不白跑了么！中央不是才给基层下通知说让老百姓办事方便么？他们都当耳边风了？”

父亲：“农村办事都这样，明天再来一趟吧。”

“明天还不在呢？”

“回去我跟宝玉（村主任）要个电话，今晚打电话问问，先把时间定好了。”

她心里气得狠，话也不想说。

父亲：“这就是我为什么总希望你考公务员。在农村你家里没个人想办事太难了。王妙音原来在你小学旁边开小店那家子你还记得吧，他家老头也不知为了什么事去派出所开证明。派出所说缺手续，开不了。老头又就回家补手续呗。再去，还不给开，说还缺。老头又跑去开。再去，还不给开，说还缺。人老头发火喽，说缺你怎么不一次性说清楚，这不故意难为人么。派出所人说他又没问。你说，这种事还用老头问啊！老头没办法啊，证明不办不行啊，就又去跑。办好了，再回去。派出所的人还是不给他办。你想想啊，他都一个八十多的老头了，天天骑三轮车往那边跑，过不过分？老头一生气，把手里东西一摔，说：‘这个证现在你们要给我办我也不办了！我回去让俺儿子问问你领导，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故事。’老头走了，把办事人吓毁了。你想啊，一个小老头能有什么，敢说这种话？还叫他儿子问问人领导？这不明显说明他儿子不是一般人么。结果到第二天，派出所领导亲自坐小车把把证明送老头家里了，还让办事那人给老头赔礼道歉。还说，昂，‘你儿子是市水利局王局长啊，您老人家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呢。’老头都不拿正眼看他，‘说什么说，我不是怕耽误你办公么。我还想不就一点小事么，哪想到这么费事。’派出所领导和手底下的人点头哈腰赔礼道歉，人老头把大门一关不理他们了。”

她的户口最终没有迁成。

“俺庄杨宝发死了。”

回忆被母亲的话打断，思绪陡然转回现实，她惊讶道：“那老头身体不是很好了么？过年时还看他在大街上溜达呢。”那段时间，他天天支棱着两条胳膊在大街上溜达，走得大摇大摆，笑得一脸得意，见人就说镇长和他握了手。

杨宝发是一条八十多岁的老光棍，就住在爷爷家对面那间回门朝东的瓦屋里。爷爷在时，他经常和爷爷一起坐在路爷爷家门口的柳树下听广播。夏天的时候，总是空着上身披一件老式的黑色的确良长袖衬衫，戴一顶黄色的宽檐草帽，赶着一群老山羊、小山羊从爷爷家门前经过，太阳照得他胸前的皮肤黝黑锃亮，两条胳膊甩得跟鸭子走路似的。他爱说爱笑，实在是一个很有活力的老头子，村里的人都说他能活到一百岁。

“人都说他是喝药死的。”

“为什么呀？”

“天天挨打，活不下去了呗。”

“他不是光棍么？谁打他？”

“还有谁？三胖子呗。”

三胖子是杨宝发的亲侄子，在他们那一门同辈的男丁里排行老三，是经过族里合计选出来给杨宝发养老送终的人。当然，他替老人送终，也继承老人财产。

“嗬！孬也是一辈子，好也是一辈子，人真没意思吭！吭”

八十多岁，无儿无女，唯一的侄子恨不得他赶紧死了，好继承家产——虽然他除了一间破屋、几只山羊，也没什么家产了。每天晚上，他一个人躺在黑魆魆的空屋子里，四下里看看、脑子里想想，生活真是半点盼头也没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他的目光很可能已经在墙角里的那瓶敌敌畏上徘徊了多少回了。

她想起抽屉里的那张纸条，那个闷着头独自坐在黑夜里的白衣青年，心想，他现在怎么样了呢？有没有走出来？

心里突然好难过啊！

她说：“现在些人都怎么了呢？”

母亲说：“人不就这样么。”

想起九月份和小彦的谈话，以及彼时她那张憔悴的少女面容，她感到灰心。

“头两天欢欢她奶奶住院了。”

“欢欢奶奶，”她念叨着，脑海中浮现出欢欢奶奶慈祥的笑脸，接着出现的是欢欢爷爷像小熊维尼一样胖乎乎的脸。小时候，她和弟弟妹妹最喜欢溜去欢欢家玩了，弟弟妹妹在欢欢家吃饭的屋子里看动画片，她在院子里看欢欢爷爷在长凳上刨木头——他的脸膛总是红涨涨的就像喝醉了似的，又肥又大的耳朵后面总是夹着一截短铅笔，鼻尖朝前，端部被磨得乌黑光滑，像按了一只小钢珠。白花花的刨花在地上堆了好厚一层，没过了欢欢爷爷的脚脖子，她总要从里面挑几张完整的出来，用手摩挲光滑的那一面。

“妈妈，我要上班了，不说了哈。”

“行呢，你去吧，路上小心点，看着车。”

“嗯嗯。”

为什么有的生命结束得这样仓促？就好像人生于世不过是从异世来现世旅游，有的人被现世美景迷住而流连忘返，而有的人却好像碰到了最差劲的景点那样恨不得赶紧离开。为什么许多人、许多事出现的方式就像轮回？其中存在的是如同多米诺骨牌倒伏递进式的因果关联，还是一切都以注定？脑中闪过一些零碎的画面：东坡麦秆堆前坐着喝糊涂的老乞丐、被封在大姑姑家堂屋砖墙里的字条、贴着芦苇内膜的黄色竹笛、《野人哀史》、银河横贯中天的星空……还有，床头上她刚翻开过的那本橙黄色西语词典。种子在不知不觉中早已经埋下了，等到适当的时候、某种神秘的时刻，就会破土发芽。老爷爷这辈的人已经散到了最后，像一波浪潮触到海滩之后的全面溃散、像一茬树叶熬到深秋时的彻底凋零。

留在记忆里的村里的那些老人，第一个去世的是春娇奶奶。她去得好早好早了，早到她什么世故都还不懂、仍然心无芥蒂地和春芳春娇玩在一起的时候。她和春芳春娇姐妹俩在她家大门西边的那条长石凳下扣地鳖时，春娇奶奶就已经很老了，老得路也走不动了，手里时时拎着一只小凳子，走到哪儿坐到哪儿。那时，春娇家门口那棵泡桐树还没有杀，春天开出满树长得跟小棉拖似的紫花，秋天结出铃铛一样的种子。她们三个呢，花落了捡花玩、种子落了捡种子玩，笑笑闹闹的，好像什么都很好玩；春娇奶奶却对吃以外的东西都不太感兴趣了，连她自己的孙女也不在意了，天一亮就坐在西天大爷家瓦屋的阴影里低头打盹。她坐在那儿，松松垮垮的一堆，一双缠了足的小尖脚像圆规似的微微打开着撇在面前的地上。

接着是住在家后的杨守夫，一个高个子老头子，两条腿又细又长，身子在肩部突兀地向前弯过去，站着的时候好像一把倒置的伞柄。在她的印象里，他肩头上似乎常年扛着件什么农具，铁锹洋镐之类的，扛着家伙、低着头一门心思往前走，落在别人眼里的就是一张样貌不甚清晰的严肃脸和两条嘟在一起的向前突出的深色嘴唇。春夏秋冬、早早晚晚，他扛着东西在她家西边的小巷里来来回回、早出晚归，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响亮的声音：“他啦”、“他啦”、“他啦”……不知什么时候就看不到他了，然后人就说“家后杨守夫死了”。

然后是奶奶的亲哥哥，就住在邻村，她叫他表舅姥姥。表舅姥姥还活着的时候经常步行过来看妹妹，知道妹妹家穷，每次过来都要带好吃的，其实是便宜了她们这些小孩子。“俺小时候经常性的一放学就跑俺大舅家耍，俺舅妈也好，每次看我和你小姑一去，就从大盆里拿煎饼沾香油卷给俺吃。可惜，他死的时候我在东北开荒，也没落着给他送汤。”想必在奶奶和父亲心中，表舅姥姥是他们这一辈子最值得怀念的人之一了。表舅姥姥去世时她似乎只有七八岁，仅有的和老人的相处也不过是每年年根上父亲从东北回来了、带她去他家看望，以及他来她们村看奶奶时而她恰好也在。只记得他是一个温和爱笑的小老头，身子微微蜷缩着，鼻子很大，脸上什么地方长着一颗不小的肉痣；他似乎常年袖着手，天冷的时候喜欢带一顶圆柱形的灰色毡帽，走路的时候“塔拉”、“塔拉”的，又响又慢。

冬草奶奶去世的时候她应该在上高中。有一天放假回家，听母亲说她去世了：“早起了上鸡窝里拾鸡蛋，一下腰，磕倒摔死了。”对于这个老太太，她印象不太深了，唯一记得的就是她干瘪的嘴巴周围长着一圈特别密实的皱纹，每当她们姐弟三个唤她“奶奶”的时候——她会借机盯着她的嘴巴看——她就会“哎”地应一应，声音听上去有种奇怪的绵软感，像喉咙里塞了丝瓜瓤。

喜欢扛农具的不止杨守夫，还有村里另外一个老头子杨守康，个子很高、人精瘦，往那一站就像只老山羊。“家后那个杨守康才是一辈子的好人来！上外就扛个小铁锨什么的，看路上哪里有洼窠啷（洼窠啷，苏北方言，音译，指小坑小洼）的就使小铁锨填平了，有小石蛋就清到路沟子里。哎，那才一辈子好人来！”对于这位老人的记忆全部来自父亲的讲述——她出生没多久，那个做了“一辈子的好人”的老人就去世了。

接着是住在东山脚下的老夫妻俩里的老头子，他那顶光头就像只一只点着的煤油灯的灯芯似的摇曳在她的记忆深处；当她们三姐弟赶着一小群山羊从他家门旁经过、沿着片松林旁边的那条路往山上去，那顶光头就从他家小石屋那一口黑洞洞的房门里伸出来了，大声告诫她们不要让小羊羔偷吃庄稼。他去世之后不久，他的老伴从山上下来了，搬去和儿子一起住；小石屋没撑几年就塌了，开始屋顶瘫在屋框里，后来就不见了——大概是被谁拾去盖新房了，只剩四边墙壁，里头野草半人高。

然后是——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印象里似乎是这样的顺序——爱养花爱干净的茶花老太、一肚子学问的银爷爷、总是板着一张脸的聪聪奶奶、老木匠欢欢爷爷、老书记银生爹——

还有杨守江，老伴死了几十年了，他还活着，快九十岁了，带着一身病症，衰老而顽强地活着。他活着，但是全村人都在等他死——“等他死”并非恶毒的诅咒，而是由实际情况做出的判断——“我看他走路那个样子啊，这个老头啊怕活不过明年了！”、“你瞅他那样，没什么活头了！”、“哎——年龄能么大，身体也不好，也快了！”“身体那样，死了倒享福了”。人们断言了一年又一年，杨守江偏活得好好的，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日复一日地在大街小巷里溜达，聪聪奶奶去世了、欢欢爷爷去世了、银声爹去世了……那么多比他年龄小、比他身体好的人去世了，他还在活。

“你考怎样？”

“不怎么样，你呢？”

“我也不太好，天天上班，没时间复习，看来明年是回不去了。”

“没事，真想回总有办法回。你和那个男的怎么样了？”

“前段时间下班之后一直忙着复习，也没理他。这回考完试了，我打算和他接触接触试试。”

她又梦见一个老同桌，钟粱粱。像所有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她们互相询问彼此近况，但她只记得自己问她了。她在一家什么公司开发游戏，公司里还有什么名人；她和之前的男朋友分手了。她跟她来到她住的地方，依稀是大学时代住的那种宿舍楼，她带她到她房间，心里还在发愁：一张小床，三个人怎么睡啊？然后去打水，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水，去打水，之后便像做了许许多多次的梦一样，迷失在繁复的走廊和楼层之间——只记得寻觅来路时的慌张与漫长——画面一转，夕阳照着窗户，折来一束红光，黑板上写满白色粉笔字，教室里除了她没有一个人。她挽起自己的裤腿，伸手稍微一挫，空气里飘满白色的碎屑，“这是鱼鳞病吧！”如果旁人知道了，她还怎么谈恋爱、嫁人啊！

怎么会梦到钟粱粱呢？不像阿梅、阿雪、苏雪峰，钟粱粱虽然是她曾经同桌，但她不会因为她们感情疏远感到难过；从她们不做同桌开始，她就没想过要和她如何如何，反而想最好忘了彼此，谁也别联系谁，是这种感觉。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她觉得她小气、势力、物质，她和男孩子玩却不和女孩子玩，女孩子们都说她对男孩子特别大方但是对女孩子特别小气，而且说话很刻薄。听说她上大学的时候拿了好多奖学金；毕业之后去了广州；后来谈了一个男朋友，为了男朋友和家里闹掰了；再后来据说又回广州了，并且扬言不再回来。她觉得她们不是一类人，散了也就散了，并不值得惋惜。然而此时此刻，钟粱粱那张精致的脸孔清晰地浮现在脑海，让她忍不住想起她、想起更多与她有关的曾经，她发现自己竟然很想她、很想很想她——想知道这些年她究竟经历了什么、吃了那些苦头，有没有为曾经的一些事感到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