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不到四十岁的副市长伍明墨，在外人看起来正拥有着前程似锦的仕途，应该处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状态才对。可是他心头却时常笼罩着一朵乌云，一朵因灵魂不能与现实相融而起的乌云。随着官职的几次提升，权力的不断加重，知道和参与的越来越多，这朵乌云也越来越厚、越来越浓，让他总有那么一点儿难以排遣的压抑和纠结。
伍明墨曾经是一个真正的有志青年。在山南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他是校学生会的副主席，满怀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以天下兴旺为己任，以苍生安康为目标，满心想着能够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通过自己的努力造福一方百姓。为了这个念想，他一向是学习刻苦、志向远大的形象，鲜有花前月下的浪漫，罕见青春狂放的嬉戏，算当上是校园中的一个正派色彩的另类。
大学毕业后，伍明墨被当作重点培养对象下派到基层担任了副乡长。后来历时十五年，从副乡长为起点一步步向上走，历任乡长、乡党高官、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县长，期间不乏各种各样迷局、困局、危局的打磨。三十七岁那一年，他作为三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干部，因市政府领导班子换届的结构性需求被破格提名为副市长候选人，并在随后的人代会上高票当选，成为一名副市厅级领导干部。在旁人眼中，他绝对是官场中的精英，前程远大、前途无量。虽然在外人的眼中绝对算得上是幸运儿，但他心里清楚自己过得并不快乐，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不仅渐渐积攒起一股子未老先衰的职业倦怠感，而且总是觉得处在一种扭曲人格、压抑灵魂以适应官场生态的过程中。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因为起点较高、前程看好，一下基层就是副乡长，并且眼见得不是池中之物，到没有受过什么窝囊气。从书记乡长到那些副职们，再到乡里七站八所的那些老油子们，都拿他当客人看待，不给他使绊子，也不和他较真。加上他为人谦和、不拿架子，干活舍得掏力气，遇到问题不耻下问，在钱财上也慷慨大方，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接受他、认可他，遇到事情也愿意帮他。
真正体会到官场生涯的酸甜苦辣，是从两年后换到另一个乡当乡长开始的。这个乡叫大青乡，是个离县城不远不近、经济上不穷不富的农业乡，也是一个一半平原、一半山区的过渡地带。乡党高官是个通讯员出身的基层干部，靠着紧跟死贴硬靠一把手的功夫，也靠着苦干实干拼命干的辛劳，楞是从一个倒水扫地伺候人的角色，通过十五年的不懈努力，一步步坐到了一乡之主的位置上。因为这种成长经历，“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心理在他身上特别突出。他认为自己当年当乡长时，对书记绝对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现在当了书记，乡长也该像他当年那样对书记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才对。因此，他对伍明墨根本没有平等待之的意识，而是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大事中事小事都要自己说了算。大到全乡的经济发展思路、财政支出计划，中到开会的时间地点议程规模，小到会场的桌椅板凳摆放等，都是亲力亲为、死抓不放。在他眼中，整个乡政府大院里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是可以任意摆布和安置的棋子。在他的意识里，全乡几十平方公里的地头上，除了西边的大青山外，其他包括水路林田、房屋建筑在内，都是可以随意挪动和组合的积木。在他的习惯下，他的思维就是全乡干部的思维，他的意志就是全乡老百姓的意志，大家听招呼干好活就行了，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费心去琢磨。
客观地说，这位书记的出发点是好的，工作也是勤奋的，甚至称其为工作狂也不为过。在书记嘴里，说的最多的是“在这个位置上，就得给老百姓多干点儿实事”。他不算贪财，不咋酗酒，不喜女色，从形式上看也很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在这个乡里没有双休日，只有星期天偶尔才能休息半天。有点子空闲，他就喜欢在三两个乡干部的簇拥下，穿村入户、走街串巷，和晒太阳的老百姓唠唠嗑，听听大家对乡里工作的意见，然后在下次召集全乡干部大会时，就底气十足地说道：全乡群众对我们的那项工作是充满期待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动摇。
伍明墨对这个书记倒是既无偏见也无敌意，不过是觉得他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双双缺位，在思维视野上是坐井观天，在为人处事上是媚上欺下。以伍明墨的冷眼旁观，权力的长期浸泡，让书记的灵魂趋于变形，渐有自大狂、人格扭曲和心理变态等多种症状。
一开始伍明墨很不适应书记的工作习惯和作风。没有统筹谋划，没有时间观念，没有层级管理意识，没有授权和分权管理的机制，更没有在人格上尊重他人的修养。每天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都得等着书记事无巨细、不辞辛劳地亲自安排。
有一天上午，伍明墨先到县里参加了个会议，等回到乡里时已经10点多了。进到院里一看，除了书记的全乡几十名干部都在会议室里坐着，扎成几堆嘻嘻哈哈地聊着闲篇。透过满屋的烟雾好不容易找到了副书记，他有些奇怪地问道：都闲坐着干嘛？怎么不去干活？
副书记一脸麻木地努努嘴说道：等书记开早会呢。
伍明墨更加不解地问道：早会不是8点半前就结束了吗？
副书记稍稍压低了声音，说道：书记昨晚喝高了，闹了半夜酒。现在还没起来呢。
当时的伍明墨少见多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书记没起来大家就一直等着吗？书记不派活大家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吗？他苦笑着摇了摇头，强忍住没有再说什么。
更让伍明墨难以接受的，是书记决策的唯上性、随意性和盲目性。唯上是有选择和特指的，中央精神可以说不清，省里政策可以道不明，市里决定可以打折扣，县里安排的活儿可以糊弄事，但是县上大书记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纶音，每一个字都必须在第一时间里落到实处。县里大书记毕业于省林业大学。又是市里林业局长岗位上下来的，懂得种树，也喜欢种树，一到县里就提出“建设绿色生态县、打造绿色经济带”的目标，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胜似金山银山”的理念，谋划了生态林、经济林、景观林“三林共生、三林共济、三林共赢”的宏大发展思路。应该说这个发展思路有创意、没毛病，毛病出在乡书记不折不扣、不看具体条件的简单落实上。乡书记在全乡组织了“植树造林百日攻坚行动”，成立行动指挥部，亲自担任政委，乡长是指挥长，副书记和其他班子成员都是副指挥长。按照地形地貌把全乡从西向东分为山地生态林会战区、平原经济林会战区、交通道路两侧和村头巷口景观林会战区，由三个副乡长分别担任分区指挥长。让乡纪高官牵头，组织委员配合，成立督察团。让乡党办主任牵头，财政所所长和妇联主任等参与，成立后援团。乡书记还专门选了一个朗朗晴天的周末，借用乡中学的操场，召开了一个号称一千人参加的动员誓师大会。这个誓师大会开到全乡四十二个行政村近三百个村民小组长以上干部，还有一部分乡镇企业负责人和林果业专业户、种林能手代表等。这个会议规模是乡书记力排众议、亲自拍板定下的，他的理由是“干大事就得有大气势，不能露出抠抠索索的小家子气”。
会议的头一天，乡书记就提前进入了大战在即的亢奋状态。下午，他顶着烈日，亲率乡长、副书记和分管副乡长等一干人，莅临乡中学操场指挥布置会场。会场周遭要彩旗招展，主席台上要鲜花绽放，要有主讲人专用的立杆话筒，扩音喇叭要形成回响效果，等等。用了三个多小时一一安排停当，晚上草草喝了碗稀饭，他又叫上党办副主任和团高官两个秀才关起门来准备讲话。乡书记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只有一个市党校函授大专的学历证书，实际上也就是初中毕业生的底子，但是他很会讲话，尤其擅长对着山野村民讲话，讲那些土得掉渣却生动活泼的话，那种逻辑混乱却蛊惑人心的话。与其说是准备讲话，不如说是书记在对着两个小秀才模拟演练更准确。晚上9点多伍明墨去院里的卫生间小解时，碰巧听见几米外乡书记的办公室里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说道，“我们种下的不是一般的树，而是摇钱树、小康树、幸福树，是哗哗啦啦结着葱油饼和红烧肉的树，是让小伙子攒够彩礼、为大姑娘攒出嫁妆的树。”
夜里11点多讲话演练到位了，乡书记大脑皮层高度兴奋，仍无丝毫睡意。他散着步来到传达室，叫醒看大门的老张头，兴致勃勃地问道：你在乡里看了二十多年大门了。你说说，从前有人开过一千人的大会吗？一千人啊！
睡眼惺忪的老张头看着乡书记那张因兴奋而有些走样的脸，脑子一时有些转不过弯来。他今晚喝了一瓶小二，刚才正做着一个意淫的梦，梦见乡妇联那个半老徐娘的主任钻进了他的被窝里，浑身赤条条滑溜溜的，像是一条没有去鳞的大草鱼。他急着想按住她做成一番云雨之事，可怎么也按不住。正心急火燎地忙碌着，乡书记的叫门声把他弄醒了。
老张头揉了揉浮肿的眼泡，想了想说道：听说前些年分责任田的时候，开过几千人的会，每户来一个代表。
乡书记有点儿扫兴，但又不甘心，干脆板起脸来训斥道：你这个老张头，一把岁数了咋还恁不靠谱呢？听说的不能算，得说你亲眼见过的。
一看乡书记板了脸，老张头有些紧张，脑子也一下子清醒了许多。他守着这间传达室快二十年了，光书记就伺候了七任，对他们的习性和心理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顺着捋、顺着说”，啥时候啥事情都不能打别。此时他赶紧挤出一个笑模样，自责地说道：就是就是。听说的事咋能当真呢？分责任田时我还在外头当兵呢，从我到乡里这二十年，最大的会也就是百八十人吧，各村的支书村长加治保主任参加的稳定会。
听了老张头这席话，乡书记脸上的肌肉松弛了下来，紧缩的眉眼也舒展开来。他满意地拍拍老张头的肩膀，转身背着手走开了。
后来伍明墨慢慢地理解和适应了乡书记这种人，因为他发现官场里这种人太多了，当一把手的几乎或多或少都有些变态。在基层人治的环境下，一切都是上司说了算，老一说了算，老一的话就是真理，老一指鹿为马，没有任何人会傻到站出来说个“不”字。上大学时就读过《资治通鉴》的伍明墨，很快从历史的高度理解了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人治的江湖中老一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否则官场这部复杂的机器就无法保证正常运转，因为老一的权威很大程度上要靠个人意志和威信来实现，老一的权威就是行政管理这部机器的原动力。错的不是规则而是他自己，是他个性有些强、心性有些高，读书读得有些傻了，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的运转机制。
在当乡长的第三个年头，伍明墨终于去掉了心理上的那点儿别扭劲，决定向现实低头、向规则看齐。但是灵魂深处的那个他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暂时躲了起来，总是一不小心就从心田深处钻出来，指手画脚地点评一番。他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这个习惯提升了他也限制了他，成就了他也误导了他。这个习惯让他的眼界和境界始终没有彻底沦为流俗平庸，让他的能力和素质始终保持在出类拔萃的水平，让他始终没有泯灭做人做事的良知底线，但也让他始终是官场中的一个边缘人和双面人。
走上副县长的岗位之后，伍明墨对各种官场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用茶余饭后、寝前厕上的散碎时间，从被认为是“官场小说”滥觞之作的《国画》开始，他几乎读遍了所有正式出版的和网上连载的官场小说。特别是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和阎真的《沧浪之水》，对他启发不少、触动很大。《国画》以朱怀镜在荆都市从秘书到财政厅副厅长的经历，展示了主人公在诸种遭遇和机遇中的心路历程。《梅次故事》是《国画》的续篇，描写朱怀镜调至梅次市担任副书记之后的故事，展现了官场的逻辑及主人公置身其中的感触。《沧浪之水》描述了医学研究生池大为在毕业进入省卫生厅后逐渐融入“官场”的过程，开始时池大为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高，后来世态炎凉与生活压力迫使其放下身段、修正自我，结局是他不仅认同了官场规则，而且青出于蓝、游刃有余，利用这一规则获得了所谓的“成功”。
伍明墨后来看到一个文学大家的评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场小说的价值理念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在王跃文、阎真的小说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异化”力量，作者对这一场域充满了怀疑和质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适应，对其险恶有着清醒的意识，在作品的总体倾向中也有着批判的意识，至少是在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经历的叙述，重点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和灵魂挣扎。而后来的《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省委班子》等作品中，“官场”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它的运行逻辑中，个人的生存境遇已经并不重要，“权力”自身已经获得了合法性，成为了小说关注的“主题”，权力斗争以及围绕权力的获得、转移、交换、分配的故事，及其规则与“潜规则”，成为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意义上，相对于朱怀镜、池大为，《二号首长》中的唐小舟、《侯卫东官场笔记》中的侯卫东、《省委班子》中的普天成是更为“成熟”的主体，他们在进入“官场”时没有或很少有内心的波动纠结，好像天然就认同了官场的规则，他们所关注的最核心问题是能否获得权力，以及如何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小说重点描述的也是他们“晋升”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目的他们的谋划、心思、手段及其经验教训。作为一个对比，在《国画》、《梅次故事》中，朱怀镜在权力斗争中时常有犹豫、彷徨，以及产生远离是非之地、在艺术或宗教中别寻寄托的想法。而在《沧浪之水》中，让池大为最焦虑的问题是，他是否应该放弃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操守，融入“官场”及其逻辑。但如果以《二号首长》等小说的逻辑来看，这样的情绪与想法无疑是“幼稚”的，是成长过程中需要克服的消极因素，小说的主人公在出场时就已经颇为“成熟”了，他们并不需要经历朱怀镜式的困惑与质疑、池大为式的焦虑与挣扎。尤其在《沧浪之水》中的叙事逻辑中，主人公池大为只要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很快就在官场获得了成功，这样“一堕落就成功”的模式，显然高估了知识分子的能力，也低估了“官场”的艰难性与复杂性。在《二号首长》中，在“堕落”之后唐小舟仍然还有更多艰难的路要走，他们面临的是比池大为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与“规则”，这比知识分子的内心焦虑更加切实，也更加严峻。
这位文学大家最后的总结点评是，如果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就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品在揭示官场内幕时不无批判与反思的意味，而“实用主义”的作品同样在揭示官场的内幕，但对官场规则并无褒贬，只是“客观”地呈现。直白地说，这些“实用主义”的作品更像是传授官场“魔法”的学堂，注重总结概括官场上的经验教训，让读者可以“实用性”地学习与操练。
读了这篇评论后，伍明墨颇有几分无奈地承认，在十余年间他的心境没有实现“官场小说”体现的重大变化，虽然理想主义的色彩已经所剩无几了，虽然在外人看来他已是官场中的长袖善舞者，但他灵魂的底色仍然是“现实主义”而非“实用主义”。近年来，他特别喜欢看fj作家杨少衡写的官场小说，尤其喜欢《党校同学》和《如履薄冰》中刻画的赵荣昌、蔡波和叶家福这三个人物，因为这三个人物在同流中并未合污，在随俗中仍有坚守。即使是细行不矜的蔡波，也并没有放弃做人做事的良知底线。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几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成了他模仿的对象和效仿的楷模，他试图通过模仿和效仿他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和连接点。
彼时整个社会正处在改革的深水区和结构的转型期，现代治理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整体的法治水平还处在较低级的状态。市县两级地方政府犹如风箱里的老鼠，既要承受上级政府的各种排队、评比、检查、问责，又要面对老百姓缺乏规矩意识的维权行为。尤其是伍明墨所在的欠发达地区，既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想尽办法招引大商、上大项目，克服困难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又要维护社会和谐妥善处理信访稳定、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事宜。既要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敢于冲破一些条条框框，实现赶超式和跨越式的发展，又要守住底线和红线，不违规不逾矩。用伍明墨的话说就是，依法依规了什么事都干不成，不依法依规不一定哪天就得出大事。在他当选为副市长分管全市的环保工作以后，这点儿体会越来越真切。在gdp至上的政绩观考核指挥棒下，市县两级环保部门的主要职责和政绩不是如何营造碧水蓝天，而是如何想法设法为各种项目上马去跑环评、造手续、开绿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严格按照环保部门制定的各种总量减排和污染防治标准，那全省的每个省辖市都得被流域限批，全市的每个工业企业都需要停产整顿，每一级政府分管环保工作的领导都可能被问责追责。他也知道，从历史的长河看这种纠结状态也许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天上不会掉馅饼，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从具体的个人说，这种纠结就不是一两句大话能够打发得了。他当时正在母校山南大学攻读在职mpa学位，在学位论文开题报告里他曾经用“带着镣铐跳舞”来形容地方政府的两难困境，这个形象的比喻后来在网上流行了起来。
当了副市长之后，伍明墨上进的心思渐渐有些淡了下来。有一次带着住建局长去河都参加全省棚户区改造工作会，散会的当晚一个丘都籍的房地产商设宴招待他们一行，那天的酒是人头马xo，他一不小心喝多了。这种洋酒喝多的感觉和白酒不一样，浑身发软不过脑子却很清醒。回到下榻的丘都驻河都办事处宾馆大套房里，三言两语打发走了前来搞服务的宾馆经理，懒懒地半靠在客厅的大沙发上，喝着经理泡好的普洱茶，他就上进心思淡下来的原因做了一番理性分析。酒后吐真言，其实酒后也助真思，因为适度的酒精刺激让大脑高度兴奋又少有约束，思维往往能走到许多清醒时走不到的地方。伍明墨这一晚的反思就称得上既深刻又系统，成效十分显著。
思绪飘忽之间，伍明墨把上进心思淡下来的原因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心里有点倦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不仅把他磨得棱角尽失，而且使他心神疲惫。每天要面对的人和事都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特别是当了县长之后，权力是有了，但麻烦也多了，找上门来的都是有事相托、有事相求甚至有事相逼。相托的是面子够得的上司、同僚或朋友，相求的是脸皮足够厚的下属或胆子比较大的老百姓，相逼的是有来头的商人或豁出去的上访户。相托、相求、相逼的事情虽然千差万别，但都不是那么好办的，都是需要打擦边球甚至是违反规定的。不管哪一种情况哪一种人，他都不能简单地说个“yes”或“no”，都得费心费力去应付、去解释、去周旋。另一种累是来自官场里的日常活动和应酬，每天的会议一个接一个，有些由他唱主角的会感觉还好些，要动脑子、要发表讲话，精力一集中时间就过得快了。最怕那些纯粹当摆设的陪会，几个小时坐在那里什么事都没有，还得瞪着眼睛做出一副认真听的模样，或是低头奋笔疾书装着在认真记的架势。开会之外就是接待上面来的检查组、督导组、考评组、验收组等，各种名目不同的组如走马灯般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忙而且没价值而且没意思，日积月累就让人觉得倦了。
第二句话是“希望看不到了”。平心而论，伍明墨的知识面宽，思维敏捷，遇事擅长分清轻重缓急，谋划能力和协调能力都很强，此前一路走来基本上靠的是实干和能力。虽有一些人情往来的公关之举，如逢年过节送土特产、名烟名酒、高档服装，甚或平时一掷千金的请客，五一和十一长假时邀请上级权力部门领导携亲朋好友来丘都市看看山水、休闲度假等。但是总体而论，他还算是比较清廉自守的，主观上从未有过以权谋私的念想，客观上更没有刻意牟利、大口吞噬不正当财物的行为，在复杂凶险的环境下，艰难地守住了不做权钱交易，不插手工程做生意的底线。加之他是外省人，读完大学后留在了山南省工作，在官场中没有具有天然情感联系的老乡群体。而他一直信奉公私分明的原则，性格上不善于也不喜欢人情往来，在个人生活中不愿与工作中的同事、上级、下级等走动过密、搅缠过多，在灯红酒绿和团团伙伙的官场中不滚团、不混帮。凡此种种，让他不免有木秀于林、卓尔不群的困境。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山南官场没有血肉相连的硬靠山，更缺乏利益集团的保护，在通过能力和实干走到副市长位置后，仕途就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和天花板。
第三句话是“官职不算小了”。上大学时，伍明墨选修过一门课，叫做“红色小说研究”。他有点儿钻研精神，干什么就要干好，那段时间里他阅读了《红旗谱》、《晋阳秋》、《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小说，对“苦大仇深”这个词印象深刻。后来在官场里浸泡日久，他对这个词又有了新的理解和体会。他发现官场中潜伏着一批苦大仇深的人，一批内心深处肩负着父老乡亲重托的苦行者。这批人往往都是出身农村、家境贫寒，后来通过寒窗苦读考上大学，又通过个人奋斗进入官员队伍。他们这个官不是为自己当的，而是为家乡的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甚至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当的。正因为他们“苦大仇深”，所以什么苦都能吃，对权力有着炽热的追求和无尽的眷恋。但是伍明墨不一样，他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各方面的亲戚包括岳父母家的亲戚家境都过得去，没有人靠着他混饭吃，也没有人需要他光宗耀祖。不到四十岁就当上副厅级，面子、里子都够用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窗帘上还是一片黑黢黢的。他躺在舒适的大床上，接续上昨晚的思路。酒意退去，激愤之意也淡去了许多。这会儿他觉得官场其实也没有一些愤青描绘的那么复杂和黑暗，商场、文场、江湖场不照样是充满了勾心斗角的利益之争和争气斗狠的面子之争吗？只不过是官场中舒展个性的空间更小一些，让人更窝憋一些罢了。说来说去，还是自身的性格不大适合官场的文化和规则，是自身水土不服怨不得环境。可看透这些又能怎么样呢？官场之舟的船票买着难退着也不易，官场之舟的舷梯上来难下去也不易，眼前没有二次职业规划的可能，除了适应和忍耐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
那天的反思之后，他经过了一段沉闷和苦闷，不过后来也渐渐想开了。世界就是这样，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既然不舍，就难有得。不大舍就难有大得。他思前想后，还是舍不得放下自尊自爱，舍不得放弃坚守坚持。纠结了一阵子之后，他干脆不想那么多了，守住自己的职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这样过下去也挺好。无非是把心放平了，不去做于事无补的抱怨，不去和越过自己的人来比东比西，顺其自然地往前走就是了。
可是就在他准备这样心平气和地走下去的时候，从东海省回来不久，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遭遇了自己仕途上的“滑铁卢”。
这件事情后来被山南省环保部门称之为“青骇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