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高大伟心情比较愉快地说，“从前有个人，死了后，鬼魂被牛头马面押赴阴间，他想起了自己这一辈子坏事做得挺多的，怕被阎罗王一脚踢到十八层地狱，就用亲人刚刚烧给他的银子跟鬼差疏通了一下，让自己迟些才去见阎罗王，起码要多做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积点儿资本才下去。牛头马面既想要那银子，又有些为难。要知道，在阴间，因为后悔做人时不检点，想做好事补偿前世孽债的新鬼旧鬼，为数众多，临时要给这眼看就要过奈何桥的家伙找份差事，谈何容易？正犹豫着，已经到了奈何桥边。孟婆流着眼泪跟两位鬼差打招呼，抱怨说阎罗王不重视她这个岗位，人手派得太少，她每天既要给大家做汤，又要吹迷魂烟，泪腺都给薰出毛病来了。牛头马面一听这话，正合心意，就把这新死的鬼留了给孟婆使唤。
孟婆高兴之余，又怕这新鬼哪天怀念阳间，逃回去，诈尸还阳，自己担不起这样的责任，就趁他睡觉的时候用针筒把孟婆汤打进了他身体。这孟婆汤喝下去只是忘记前尘往事，用针筒打进去，效果就显著得多了。这鬼从此以后，除了帮助孟婆做炊烟的工作之外，就只懂得傻坐着——他都被孟婆汤弄成痴呆了，每天除了给新来的鬼吹烟，就是喝孟婆做的汤和陪孟婆这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过快乐生活。孟婆在阴间呆的时间太长了，变成了毫无人性可言的一只鬼。
那牛头马面，原本只是让这倒霉的鬼为奈何桥上服务个十年八载就把他带到阎罗王那里听候发落了，哪里料到，他们很倒霉地遭遇了地狱的反黑、反贪反动，被当成贪官（多小的官啊，真可怜），进刀山，下火海，落油锅等等一系列有趣而且痛苦的折磨之后，马上被送往人间投胎成为准备患疯牛症的小母牛，小母牛被人道毁灭后，不用轮回，马上投胎为果子狸，果子狸没做几天，遇上‘非典’，又被烧死，然后又去做患上禽流感的鸡——总之，什么东西倒霉，地狱这批“贪官”就被派去做什么。就这样，在奈何桥上工作了很久的已经变成痴呆的那只鬼，就一直留在奈何桥上勤勤恳恳地给新上路的鬼魂吹迷魂烟。
很多年以后，孟婆做腻了烧汤的工作，向上司提出投胎的要求，上司很爽快地答应了劳苦功高的孟婆，同时还许诺，要给她一个华丽的人生——上司悄悄告诉孟婆，她将富可敌国。孟婆得意之余天良发现，也求上司也让那个她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随便地叫他猪肝（因为孟婆做人的时候很喜欢吃猪肝——吃猪肝一项，是她惟一记得的与阳间有关的事）的鬼一个投胎的机会。上司问明情况后，就答应了。上司问那个一直被孟婆叫做猪肝的鬼，投胎后，他想从事什么职业，但想了很久也没能弄明白，自己可以些做什么，就说，以前的事他一点也不记得了，他喜欢些什么也都想不起来了，现在他除了天天在桥边给新来的鬼吹迷魂烟之外，什么都没做过。上司一拍大腿说有了，你可以去上面做传媒。就这样，‘猪肝’就重新投胎，并且如上司所预期的那样，做了媒体从业人员。”
方宁听得头都晕，骂高大伟歼敌一千，自损八百。
正说着，高大伟的手机惊天动地响了起来，是值班编辑找他签版。
方宁揶揄道：“高主任，回去继续努力吧，我可是要回家养病了。祝你好运。”
离开高大伟，经过一间药店时，方宁像被魔鬼召唤了一样走了进去。在稍有医药常识的店员的推荐之下，方宁买了含咖啡麦角胺的镇痛药如麦咖片，还买了些药作为预防之用，西比林、氟桂利嗪、β—阻滞剂、赛庚啶、扶他林等、正天丸、复方羊角胶囊、脑安等。末了，方宁还很搞笑地买了块包头巾——月子里的女人用的包头巾。方宁戴上包头巾，从包里拿出镜子来观察了一下自己的最新打扮，开心得直想大笑。她错误地认为，如果这时穿在身上的是运动服，她肯定更像一个网球选手，而不是一个身体健康的病人。
拎着一大袋药走出药店大的时候，被太阳一晒，方宁头昏眼花。在那一刻，她认为自己的确是个病入膏肓、药石无效的人。
这些药方宁拿回家后，拉开存放着结婚证书的抽屉，放了进去，准备让它们跟两个大红的结婚证书在一起招惹灰尘。那包头巾倒是派上了用场。隔天，在办公室主任的带领下，五六个同事一起来探望方宁。方宁一听到有同事来看望病中的自己，惊吓之余，赶忙换上一套让自己看上去憔悴、萎靡不振的落伍衣服，还硬着头皮把那漂亮的包头巾裹上。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方宁的头巾漂亮无比，把她整个人都衬托得楚楚可怜，用手去捂一下心窝子，就变成了美女西施。
18
方宁一时冲动换来的“假期”并没有给她带来预期的轻松，她所能做的是在家里漫无目的地睡觉，在烦躁无比的梦境里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躺在床上。
工作繁忙的时候，抽空拖拖地、抹抹窗台茶几，未尝不是愉快的调节，但当一个人拒绝自己一直热衷的工作而空闲下来后，时间，大量的时间，就变成了蒙在地上的油垢，看着摸着都让人作呕，想要处理掉，又还要花大力气。
让方宁如此颓废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她至今还未能弄清楚，自己到底是违背了自己的内心，还是执著地坚持自己内心世界的纯净。
上午的阳光洒进窗台，洒进了一屋子的青春活力。家里很安静，方宁睡得昏昏沉沉的时候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听到门外传来奇怪的吱吱喳喳的说话声。方宁打开门的同时，隔壁的大门也打开了。把方宁吵醒的是六七个中学生，男女各半，有人穿着运动服，有人穿着松松跨跨的嘻哈风格时尚套装。他们跟方宁很有礼貌地道歉，说是认错门了，出来给大家开门的邻居家的男孩还送给出方宁一个虚人情，请她也过去一起卡拉ok。这些孩子发育得不错，一个个都是骨架很大的样子。
暑假到了，中学生们到方宁的邻居家里继续过他们的集体生活。现在的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一旦脱离学校，便会陷入孤独，他们或者还没有认清孤独的真面目，已经品尝着让人无处逃避的孤独了。格式化的运动服和快乐的嘻哈时装，穿在这群十几岁的孩子身上，把他们的脸庞映衬得如同鲜花般璀璨。
百无聊赖的方宁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感慨万端，镜子里的她面型削瘦，脸袋又黑又大，像肾病患者。方宁怎么也不肯相信，自己竟然憔悴到这般田地。在家里死睡两天，竟然睡成这般模样，让方宁的信心大大受挫。便想，如果这个时候，高大伟要到家里来“探病”，自己必须要决绝地不答应的。心念刚起，脸上滚烫起来，倒是把自己吓得不轻。这涌上大脑的激动，变成了方宁的另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裸露的灵魂。刚才那群中学生，也是她的一面镜子，照出她渴望洒脱的奢望。
回到房间，拉开衣柜，看到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的丈夫宋飞的内衣裤，眼皮突突突地急跳了几下。前晚，他们在做夫妻间有趣的事情时，宋飞就是草草了事的。当时未曾留意的细节，这时正在方宁大脑里过录像。宋飞很不耐烦，很没有原则地交待几下就生硬地结束了。宋飞还多此一举地对着天花板解释：“对不起，我的身体有些疲倦。”方宁把自己才开始温热的身体贴过去时，宋飞很明显地往外一缩躲开了。方宁奇怪地发现，自己跟宋飞离得很远，中间还可以睡得下一个人。
“难道……”方宁虽然想到了，但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可靠，宋飞不是吃着碗里想着锅里的人，除了偶尔“草草了事”外，他跟以往的区别是，沉默了些许，一个人开了空调着着门在书房看案卷的时间也多了些。
隔壁传来周杰伦口齿不清的唱腔，间中夹杂着男孩故作深沉的模仿。男孩吐字清晰，但方宁听着觉得别扭。听惯了周大红星莫名其妙的唱腔，反倒无法接受原本可以处理得更好的那种唱法，就像约定俗成永远比硬道理本身更有市场一样。
“如果丈夫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变得烦躁和沉默，最有可能的是他对你产生了不满甚至敌对情绪……”方宁脑海里冷不丁跳出这句不久前在某女性杂志上看来的话。当时，方宁还笑着对同事说，这本杂志的主编要么是个惟男人是天的女人，要么是个异常渴望女人关爱的男人，要不然不会这么彻底地给读者贩卖如此之多的、让女人如何去取悦男人、如何卑贱地获得男人的芳心并长久地围绕着以男人为中心的生存法则。
这句话让方宁顿时心虚起来。难道不是吗？自己跟高大伟之间虽然是清白的，但只限于两个人都清楚的身体之间的清白，思想上的依赖和过于接近，其实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再说了，这段时间以后，他们总是以各种不同的借口单独在一起，有时甚至深夜时分还在一起瞎胡闹，别的人，同事、朋友、家人，看在眼里，是怎么想的呢？
想到这里，方宁哆嗦了一下。难道宋飞怀疑我跟高大伟瓜田李下？方宁想。过了一会，更可怕的发现冒出头来了：老天爷，先不说宋飞怀疑不怀疑，我都有些怀疑起自己来了，我跟高大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情人不像情人，同事不像同事，朋友不像朋友，倒像是两小无猜的儿时玩伴了。
未关严的窗户外继续传来周杰伦口齿不清的声音，在这声音之外同时有两个生硬的声音野蛮地插进来，一男一女。男孩的声音还可以，女孩则有些奶声奶气。难道这个年龄上的孩子，除了周杰伦，就不能接受些别的人吗？那群中学生在进行早已不时尚的卡拉ok活动。极力模仿周杰伦，原本伶牙俐齿的少年，却要刻意吐字不清。方宁听得头皮发麻。
电话响了起来，倒是把方宁吓了一跳。是报社打来的，有个男人像前些时候央求方宁介绍个富人买他的肾的阿仁一样跑到报社去找方宁，指名道姓要跟方宁“沟通沟通”。这男人见不到方宁不肯离开，还说报社的人狗眼看人低，瞎找个借口糊弄他，同事无奈，只好让他打方宁的手机，让他亲自跟方宁沟通沟通，以正视听。方宁只觉得对方的声音很刺耳，让她有一种本能的拒绝。
“请问方记者，那个叫何向华的女孩真的得了白血病吗？”男人问。
方宁奇怪地反问：“如果连这个都能是假的，也太儿戏了吧？”
“很难讲，现在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骗子都有。我是个很老实的人，方记者你可不要骗我哦。”
方宁冷冷地说：“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让方宁意外的是，这个男人话锋一转，要求方宁给他介绍一份工作。他从报纸的报道里看得出，方宁是个少有的善良的人，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所有有困难的外来打工人的。方宁得了高帽子，心里的疙瘩却变得更大了，没好气地说：“对不起，我能力有限，你请别人帮你吧。”男人哀求道：“方记者，请你不要生气，请你一定要听完我的话，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要是连你也不帮我，我们全家都要饿死在凤山市了。”
这男人并不是没有工作，只是嫌在工厂里做普工收入太低，养不活老婆和三个孩子。他要求方宁给他介绍一份兼职，比如夜总会的保安、千万富翁的私人保镖之类的。他这样一讲，方宁倒是觉得比较有趣了，便说：“你好本事啊，有三个孩子。”男人说：“没办法啦，是我父母这样要求的，他们都七十多岁了，只我一个儿子，我小的时候因为家里男孩少，总是受人欺负。你说我父母都七十多岁了，这样的要求不算过分吧？再说了，我前面两个孩子都是女孩，我不生个男孩也不行的。”
方宁还没有听完，就开始烦躁，正式而生硬地说自己帮不上忙，请他以后也不要因为这样的问题打电话给自己。
方宁掐断电话没一会，电话又响了，还是那个号码。男人说：“方记者，如果连你也不帮我，我就活不下去了，我生不如死啊。请你同情同情我好吗？”方宁大怒：“我也病得快要死了，谁又能帮我？又有谁来同情我？你以为我像神仙那样无所不能吗？”
挂了电话，方宁坐在那里跟自己生闷气，呆头呆脑地坐在那里傻想。
隔壁的音乐突然变成了周笔畅的《笔记本》，大概是所有的孩子一起唱，声音参差不齐，随意而愉悦。夹杂在孩子们不成熟的歌声中，方宁手机短信的音乐响了起来。
有条短信是向华发来的：有一老农想买手机，推销员向他推销：“这一款不错，价格不贵，是彩屏,还可以下载……”农民大喜过望：“可以下崽？那我要了。”
另一条是刚才那个号码发来的：方记者，你没有一点同情心，你真是让我失望透顶！
方宁把短信写好，又抹了去。她写的是：我凭什么一定要有同情心？你去死吧。她到底没勇气破口大骂。
向华打电话告诉方宁，钱强生和郝大姐从她手上拿了些钱去做短期投资，如果顺利的话，可以赚一万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