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灰溜溜离开了。老蔡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问我。我没有说。大概李思寥也没有告诉他，他就一再跟我说明，那上杭人是在开往笑。开玩笑怎么能当真？我说没有当真。“可能还因为累，”他又想出了一个理由，“在外面，没日没夜的干活，他还要读书，读书也是很辛苦的。”
老蔡说起这时，微略有点不好意思。他是个好人，可也是个糊涂人。
他糊涂，我怎么也糊涂了？他不是我女儿的父亲，我这个当父亲的，怎么也这样了？险些把女儿给断送了。虽然我一概排斥女儿身边的男孩子，但是相比之下，这样的男的，更让我受不了。虽然我对李思寥吐出了跟佐佐木一样的“滚”字，但是对佐佐木，只是在喝止强盗。而对李思寥，却感觉简直是在驱除妖魔。
这样对女儿，未免太残酷了。
好像是被我引进来的妖魔攫住了，女儿病了，开始发高烧。最初只发现她不再闹了，只想睡。还觉得轻松了。水仙嫂说：“又是睡？这可不好！”
她的话令人想起依宝来。一摸头，烫得厉害。不敢再把她送医院，大家凑着从国内带回来的药给她吃。烧总算退了，但是她十分虚弱，躺着，目光惨淡地望着我们，好像什么也没瞧见，令人心痛。
女儿瞧着我们，忽然流下泪来。但是她的神态还是那么呆滞。我猛地心酸起来，抱住她。好久，她在我耳边说：
“爸爸，我要见佐佐木！”
这是她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平静跟我说话，说得很轻。也是我听得最清晰的。也许是我从没有这么用心听她。
说实在的，她到底做了多大的错事？佐佐木到底有多坏？我对他并不了解。只是我无论如何不愿女儿嫁出去罢了。平心而论，对日本人，讨厌是讨厌，知道他们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但我也并没有绝对的恶感，何况我自己也瞧不起中国人。
我同意让佐佐木来一次。只是见面而已！我强调。女儿同意。但我担心被邻居这些中国人看见了，就找了大家不在的时候，白天。即使有人在，也是上夜班的，在自己房间里蒙头睡觉。我把房门虚掩着，让佐佐木一下就能推开门，然后我把门闭上。
佐佐木脸上有伤痕。那是在这里闹下的。我不敢去正视那个伤痕。他们见面，女儿哭了，佐佐木也哭了。我第一次看到日本年轻男性哭了，我竟然有些慌张。也许是因为他们哭泣中的情感交流。我退了出去，在门外等着，一边也可以放风。可以对外放风，对内监视。
这个年轻人挺老实的，只坐在那里说话，没有越雷池一步。我始终看见他背挺得很直。想想我曾经那么欺嫌他，又有些觉得过分了。
见过面了，女儿高兴了，吃东西了。之后她又要求见面，我说，不能出去，只能他来。一次又一次见面。即使他们没有离开我的视线，但他们那神情，那目光，也会让我不自在。
他们似乎也又不满足了。一次，佐佐木居然向我提出，双方父母要见个面。我说：“见了干什么？”
佐佐木也聪明，他说：“只是一起吃个饭。”
女儿也恳切地瞧着我，又央求地摇着我的手臂。她还很虚弱，摇着摇着就喘息了。我又不忍了。想想，他父母远在鹿儿岛，难道就会来？为了见中国人？为了促成他宝贝儿子娶个中国女孩子？我深知在日本人眼中，中国人是没有价值的。只有没钱的在国内娶不到老婆的人，才会去中国娶中国女人。这些年去中国娶妻的日本人多了起来，他们大多是边远地区的农民。而佐佐木的父亲，拥有企业。
我说，恐怕你父母不会来吧？
佐佐木说，他父母那边就包在他身上了。
我没料到，他的父母居然答应来了。我不知道佐佐木是怎么把他们游说成功的。后来知道，他的父亲也并不同意这桩婚事。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来呢？后来从我女儿那里才知道，老佐佐木担心不来，会让我觉得他傲慢，歧视中国人。
日本人居然担心中国人感觉他们在歧视，这我倒没想到。我一个中国人，凭什么让他有这种紧张的心理？从我对世界的看法，强者就是强者，完全可以无视弱者。当然我也看到日本人对中国人显得谦逊的，但那是他们虚伪，他们仍然在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只不过他们如今文明了，歧视的方式也不一样了，是一种有涵养的歧视。
但是逻辑却并不这么简单。
我们在银座的一家和式茶屋见面。老佐佐木明显比我年纪大多了，后来才知道，当初为了创业，拖到了四十多岁才结婚。他确实很有涵养。这是个典型的日本人，彬彬有礼，又傲慢。明白地说，是在彬彬有礼后面藏着傲慢。点头，鞠躬，然后直起腰来，直起腰的动作非常缓慢，显示着一种沉稳的力度，透出风骨与轩昂。脸上毫无表情。那个日本女人倒是有笑容，但是那笑是冷的，凝固在脸上，那脸就像日本能面具中的那个“女面”。
没有说话。女人在等着她男人说，但是老佐佐木没有说，沉默着，端坐着。他的傲慢渐渐开始松垮了，有些撑不住。他因此有些焦躁。他腰了腰脖颈。
女人也竭力端着笑容。当女人看到自己儿子脸上的伤痕时，她那张脸才有了实质的表情。“呀，这怎么了？”她问。
我心虚。好在小佐佐木说，不小心在单位撞了。
“撞了，怎么撞的？”她追问。
“就是撞了嘛！”小佐佐木敷衍道。他打岔了话题，开始向我介绍他父母。介绍到他母亲，他母亲羞涩地点头，说自己的儿子不懂事。“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她说。她这是什么意思？
“谁说的！”小佐佐木不服，辩。
“放着好好的家里不回，要在东京。”他母亲坚持说，好像完全没听到她儿子辩解。日本女性往往表面上看似柔和，其实是柔韧，甚至是顽固。“年轻人总是这样，爱往大地方跑。大城市对他们有吸引力。”说到这里，她瞥了瞥我女儿。我感觉不自在，好像我拿着女儿在诱惑她儿子。
小佐佐木连忙说：“当然啦，东京是首都嘛！全日本只有一个东京。”
他又向他父母介绍我，中国，福建人。那女人做出一惊一乍的神情，说：“是吗？那地方一定很漂亮吧？”
日本人总会这么说，我知道这只是客套。即使让他们去中国旅游，他们也会因为环境脏、服务恶劣而不会喜欢。我笑了笑，不知说什么。我不能说不漂亮，但让我说漂亮，也说不出来。是我自己也说不出来。
小佐佐木又介绍说，那里有东亚最原始的森林，有世界双遗产武夷山。
女人又捏尖嗓音叫：“那么那里一定山清水秀了？”
我没听懂“山清水秀”。“嗯？”我伸了伸脖子，甚至有谦虚请教的意思。所以这样，也许还在于我的心虚，甚至还有些愧疚。老佐佐木明显不耐烦，说道：
“就是说，那地方有云雀吧？”
我一愣，猛地明白过来。我感觉屈辱。之前的心虚和愧疚，都变成了我耻辱的证明，挤压着我，让我愤怒起来。我反击道：“鹿儿岛才有云雀吧？”
“已经没有啦，”他说，“早已经现代化啦！”
他忽然向我凑了凑，问：“您去过鹿儿岛吗？”
我没回答。怎么回答都是接应了他的羞辱。我反问：“您去过中国吗？”
“没有！”他大声道，声明似的。
“那么您祖先一定去过吧……”我想说，你一定还存着那时的印象。但是他却打断我的话：
“祖先也从来没去过！”
几乎是喊。他反应如此激烈，对这话题如此敏感，我没有料到。我看到了他的虚弱。之前我以为他的虚弱，是因为他的不耐烦，他不愿意跟我一个中国人如此平起平坐，消磨精力，但是从这反应，他还挺有斗志的嘛！好像我踩了他的狗尾巴。
“……只去过东南亚。”他又瓮瓮地说。我蓦然想起，小佐佐木曾经说过，他祖父去的是东南亚。我明白了，他的心虚是因为这。他不仅在该不该跟我平起平坐上焦躁，更在躲避历史罪责上焦虑不安。这让我愤怒，你既歧视我，又要抹煞自己曾经的罪恶，让自己能够在没有历史负担的情况下，理直气壮地歧视我。这就是日本人为什么要抵赖历史罪责的深层原因。他瓮声瓮气，俨然是一个要蒙混过关的坏孩子。我却偏不让你蒙混过关，我的职业习惯也绝对不让一个坏人蒙混过关。我故意问：
“真的？”
“真的。”
“那么东南亚也很好吧？”
他一愣。“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不明白？装糊涂罢了。你其实很清楚你们在东南亚、在整个亚洲犯下的罪行，只不过你们不想承认，你们以为罪恶不被人知道了，就不是罪恶了，就不羞耻了。我倒是想跟你较一较真。当初对你儿子，倒未必是认真的，只是要赶他走，但是这下对你，我是认真的，即使你们本身没有经历过战争，你们也亲历战后的废墟。而且你们是当今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孩子懂什么？孩子有什么发言权？但是你们这些长辈有。而当今日本的种种抵赖言行，你们也要负责。
我又说：“东南亚，比如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
“我不知道，我没去过那些地方。”
“不是说没有去过中国，只去过东南亚？”
“那是我父辈的事。”
我知道是他父亲去过，我故意这么混淆。“那么您的父辈都没有跟您说吗？”
我逼问。女儿牵了牵我的手。我知道她的意思，我不管。她又小声用中文跟我说：“爸爸，别说这些……”
小佐佐木也说：“我们说些有意思的事吧！”
他还故意轻松地做出小丑的神态，打了个哈哈。我道：
“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事！”
一时僵住了。老佐佐木低着头，好像一下子又衰老了一些。我看到了他的头顶，几根头发贴在头皮上，虽然工工整整，但是显得很可怜。我从对面墙壁的影子上看到自己的头发，怒发翘起。我想我一定是一副怒目金刚的样子。小佐佐木乞求地望着我。我把眼睛挪开了。我又看到他母亲乞求的眼睛，她的矜持被打破了，我感受到她的可怜。也许我过分了，我把眼睛移到窗外去。那边女人开始打茬，问她儿子在东京习惯不习惯，气候，吃的，她还顾及到我女儿，问我女儿在日本生活习惯不习惯。我女儿说，习惯，日本料理非常好吃。她说：
“是吗？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寿司？”
“刺身。”女儿说。
“是吗？真是不可思议呢！”她叫。气氛眼看就要缓和了。可是老佐佐木似乎并
不想就此作罢。“对那个问题，确实有必要谈一谈！”
他说。他居然仍在纠缠了。也许他是不甘。看来他也是个较真的人，在这问题上，也许比我更较真。也许这在他，是最重要的问题，他就是一直为此而焦灼。也许他平时还没有机会接触中国人，没有办法说，这问题只能闷在他自己心里，焦灼着他。他说：
“也许我也应该为前辈道歉。尽管他们当初做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但即使这样，我也应该道歉，这是日本人的‘原罪’。”他怕我听不懂，去找笔。他老婆赶紧给他找到了笔和纸。他写了“原罪”两个字，并且在下面重重划上两划，简直是恶狠狠地。他瞧着我，戳戳自己。“不错，日本人过去有罪，日本现在经济又好起来了，日本人有钱了，但你们要日本人怎么样？看过加藤洋典的《败战后论》吗？自从五十多前战败之后，日本就陷入了‘内向型自我’和‘外向型自我’的‘人格分裂’。一方面要面对自己，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别人。谢罪，赎罪。自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哪一任首相没有向中国战争谢罪过？”
这我不清楚。老实说，我并没有特别研究过。我只知道媒体老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战争罪行，参拜靖国神社。也许就因为这。我反击道：
“那为什么老是参拜靖国神社？”
他愣了一下，道：“不隐讳地说，我也去了。那里有我的亲人。日本人首先需要哀悼自己的战死者，以此来纠正‘人格分裂’，将自我统合成一个完整的‘国民主体’，然后才能……”
“才能继续侵略？”我反问。
“并不是这个意思！”他辩，“而是说，日本人必须治愈自己损毁的人格。”
又是这话！我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日本人一说自己，就立刻反应到他们是在抵赖。无须再听下去了，就是这样！你屁股一蹶，就知道你拉什么屎！这已经成为思维定势。其实在我以前的教育职业中，我处在长辈的地位上时，就也总是这样思维：既然你有错，或者被设定为错，你一开口，就是狡辩。我反问：
“那么别人的呢？别人被损毁的，谁来治愈？”
他瞪着我，态度冷下来了，也许确定了无法跟我继续说下去，他生硬道：
“日本人自己治愈自己，你们为什么不能？日本人希望通过自己内部的力量要治愈自己，一个优秀的民族是必须具有这种能力的！”
他不但不承认自己的罪责，还要污辱我的民族！所以他从一开始就那么傲慢，所以他问我福建有没有云雀。我叫：
“请您把话再说一遍！”
他愣了一下，缩住了。女人道：“唉呀呀，都说什么呀！这是政治家之间讨论的问题。”
“这是男人间的问题！”他啐他妻子道。敢情他把怒气转移到他妻子身上了。
是的，他说得对，是我们间的事。男人天生逃不了政治情结。女人仍道：
“也不全是嘛！达ちゃん也已经长大了，也已经是小小男子汉了哟，他可对这些不感兴趣。他有他的问题。今天我们来，就是为了这问题，你忘了？那可最重要哦！”
她向老佐佐木使了个眼色。我没想到老佐佐木就范了。他好像记起了什么。所谓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么一个人，难道他会是来促成他儿子跟我女儿的事的吗？当然也许也可能，因为毕竟是他们家娶，我嫁，我把女儿献出去。他们赚了，我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