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下了场瓢泼大雨,麦里屯的街面被雨水砸得满是泥泞。脚踩在软绵绵湿漉漉的泥浆之上,仿佛能直接陷进地心里去。
头顶还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在这样的天气,若是没有急事,一般人可不愿意出门,但是今天在市政厅的广场上人们却排起了冗长的队。
队伍里头男女老少都有,大家一步一挪地向前走,那场景好似回到了玫瑰战争年代大伙儿排队领取物资的时候。
唯一不同的是,人们不再沉默不语,脸上也不再挂着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生活的麻木。大伙儿都洋溢着一股说不出的兴奋,到处都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人,不远处拿着画板记录本的那群人虽然没有被允许参与队伍的行进,但也同样有着如出一辙的激动。
自从国内最顶尖的几位专家学者和大主教阁下联合对济贫院案的肇事者做出诊断后,关于嫌疑人在面对伤害时能够表现出自卫水准这一事实已经毋庸置疑了。
案件真相已经基本清楚,现在当事人已经发了疯,具有一定的攻击性。考虑到法律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案件的审判者大法官阁下便提出了一个创议——由哈福德郡全郡居民进行两轮投票,第一场决定“疯姑娘”是否无罪,第二轮决定当地是否有意愿收容她,换句话说,就是居住在当地的民众是否愿意接受有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他们中间。
这样一来,这个投票就不能仅仅由几人组成的小小陪审团来决定,甚至不能仅仅由具备选举权的绅士们来决定,而应该把范围扩大到整个郡县,尤其是中心三镇的居民。
因为这个建议,在最近几期的报刊杂志上,大法官阁下时常被美誉为“神明的宠儿”,而他的最新称谓是“天才审判者”。
由此可见,舆论界人士对其推崇备至到了什么地步,完全一血其前头被讥讽为“国家懦夫”的耻辱。
对此,大部分人是喜闻乐见的,但对于站在人群中裹紧大衣拼命往下拉着帽檐不断和狂风抗衡的伊丽莎白来说是否一样如此,那就有待商榷了。
贝内特先生就站在她的身后,看她单薄的身影在队伍中间摇摇晃晃,他将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使她能更好的靠在自己怀里。
伊丽莎白回首抬头看他,贝内特先生左手拿着雨伞,要想给她庇护就只能先把需用右手按住的帽子拿下来。
她看到贝内特先生的头发滑稽的向右飘去,凌乱的发丝在雨水的浸润下没一会儿就变得一缕一缕的,光是看着都觉得难受。
他低头看了她一眼,但什么都没说。
伊丽莎白默默地回了头,在她前头贝内特太太和菲利普太太一起把简夹在了中间,两人隔着一个简不断小声交谈。
她能听到她们聊天的内容,无非是对于第二轮投票该如何选择的犹豫。她不想听这些,所以将目光投注在了远处那颗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玉兰树上。
从几天前大法官阁下宣布了这个消息以来,父母间的争吵就没停过,现在投票时他们还能隔着菲利普太太、简和她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已经是玛丽的协调产生效果了。
对于第一轮投票的选择,相信哈福郡居民基本不会有疑议。毕竟即使明知是不记名的投票,大多数人也做不出“杀死”一个可怜人这样的选择来。
可对于第二轮投票男人们和女人们的选择就有很大不同了,以本地绅士们为首的男人们出于这些年对辖区事务监管不力以及此次各家攀比加剧事情恶化的愧疚,无论如何也想对包括疯姑娘在内的济贫院人等施加援手。女士们虽然也同意这样做,但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某个人身上,尤其是疯姑娘,她们就不免要担惊受怕。
这也不是说女人们就天生胆小怕事儿,敏感自私。虽然也不否认确实有这种成分在,但她们更多的其实并不是考虑她们自己,而是考虑本地的孩子们。
在她们中的一部分人看来,孩子们能决定什么呢?本身让孩子们参与这种危险的投票就是在胡闹。
而要保证这不演变成一场真正的胡闹,那她们就必须做出相反的选择。
——这还能怎么说呢?会这样想的女人大多数都已经做了母亲,而一个女人但凡做了母亲,就不能不考虑孩子,那么她就不免要变得小心谨慎,说不准还要变成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生物。
贝内特太太就再三对贝内特先生强调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一天到晚和一个杀人犯在一起。如果非得这么做,她宁愿做个坏人,连第一票都投反对票,让那该死的丫头直接去死。
贝内特先生虽然不是什么道德感天生高人一等的家伙,但这种话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人”是不管怎样也听不了的。看得出来,在他惊怒交加地瞪起眼珠子的时候,他是很想让贝内特太太直接滚的。
如果不是玛丽站出来保证说第二票母亲也可以随着自己心意投出,具体安置工作老查理已经保证会由镇上教堂来接手,恐怕当天他们家就该爆发一场真真正正的战争了。
想到这里,她又想回头看一看贝内特先生,但这回她强逼着自己忍住了。
她心里有些埋怨贝内特先生,更有点儿埋怨自己。
她不该兴冲冲地将在赫金斯先生家读到的那份伦敦小报拿给父亲看的,她看到上头标着的b先生条件反射就以为这是父亲的新作。
当时真是昏了头了,就算父亲写了新的故事,也不会拿到那种三流小报上去发表。
虽然自己的过错不能逃避,但说实在的,伊丽莎白觉得这其实并不完全是她最近过于得意忘形造成的恶果。
故事的叙述承接了上一次在《旁观者》上论证婚姻的危险性和必要性那篇文章的脉络,完整而生动的讲述了一个贫家女纵容夫婿追求有钱人家的女儿最后鸡飞蛋打的故事。
她一直以为上一篇在权威期刊《旁观者》上发表的论文是父亲的大作,那么其中那个小故事的拓展是父亲的补充又有何不可呢?
她怎么能想到最后的结果是父亲把玛丽唤去告诉她在二楼给她单独设了间书房——那可真是书房,一排排靠墙的书架只有一小半是被填满的,中间空了一大块地方空荡荡什么也没摆,不知道要干什么用。
如果是在平时,她一定会为玛丽和她一样拥有了自己的练习室而感到高兴,但结合后来父亲那阴晴不定的脸色,连她这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都无法断定父亲这一安排到底是对玛丽的支持还是束缚了。
就说今天早上吧,玛丽本来可以和他们一道出来,最终却被父亲要求在家帮忙看孩子,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软禁吗?
伊丽莎白想到这些胃里沉甸甸的,连周身的狂风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她步履沉重地随着菲利普太太一起向两个牛皮纸密封好的箱子里投了票,而后退到一边。
这时候她注意到菲利普先生在助手的指引下突然从市政厅里跑了出来,菲利普太太看到他出来叫了他,但菲利普先生理也不理,擦着脸上的雨水和汗水就这么跑出了广场,向街的另一头跑去。
贝内特先生觉得情况不对,嘱咐伊丽莎白跟紧她母亲,便也追着菲利普先生离开的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