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存，我曾经流浪到玛纳斯河畔，在玛纳斯县城长途汽车站门前露宿，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徘徊……
――笔者第一节
6月24日早晨八点，客车由乌鲁木齐碾子沟长途汽车站开出，颠簸了三个半小时，终于驶到了玛纳斯汽车站门前。在路边停下，乘客下车匆匆离去，然后客车随之开走。最后只剩下无家可归的孙大哥和我，还在傻乎乎地站在路旁原地没动。
我不安地问道：“孙大哥，现在我们该到哪里去？”
他脱口而出：“别忙，先在这休息一会再说。”
于是我们拎着包，从路边走进去二十多米，来到除了一条砖铺小道，两边都是长满杂草的车站门口，在一块几平方米的水泥地上放下东西，坐下休息。
此时临近中午，站上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两间苏式砖房大门紧锁，旁边既无居民，路上也没有几个行人，周围一片寂静。无聊之下，孙大哥从布袋里取出一把二胡，一根笛子和两件打击乐器――梆子和木鱼，然后他对我说道：“现在没事咱们俩先练练唱腔和伴奏，等到下午去人多的地方卖唱，挣点饭钱。”
为了生活也只好这样，他拉起了二胡，我敲打着梆子，孙大哥便放开嗓子开始哼唱，他先唱了一段河南豫剧《花木兰》中的‘从军’段子：“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接着他又唱了一段黄梅戏《天仙配》中董永和七仙女对唱的“夫妻双双把家还……”，男女唱腔都是他一人扮演。孙大哥不愧为解放前在逃荒要饭中拜师学艺，以后又在江湖上闯荡多年，练就成一位演技很高的艺人。他一边伴奏一边演唱，声情俱佳地表演了一阵，只是新疆地广人稀，车站没有居民，路上也没有几个行人，好半天打这里才过去了两三个孩子和一个头戴白帽长着一副山羊胡子的老汉。他们用一种诧异的目光看着我们，还以为这两个人是一对‘疯子’十分不解的匆匆离去。
我们俩在车站前演奏了半天，既没人驻足欣赏，也没人捧场。孙大哥也泄了气，口干舌燥地对我说道：“新疆这个鬼地方，一个县比口内一个专区的地盘还要大，可是他娘的！这儿的人却没有内地一个集镇的人多，唱了半天也没有看见过来几个鸟人！”他说完索性放下二胡，无心再唱，开始抽起烟来。
此时已是中午两点了，不仅饥饿而且口渴。我对孙大哥说道：“你在这里休息，我到街上买点吃的。”说完我从提包里拿出那件咖啡色的毛尼上衣，便向玛纳斯的街道上走去。
昨天下午到达乌鲁木齐下了火车，我身上仅剩下了六块多钱，来玛纳斯又花了将近四元的车费，现在只剩下两块多钱了。若是我们两人一天吃上七八角钱，也只能维持三两天的时间就光了。我决定到街上去卖衣服，换上几块钱也能多度几日，以解燃眉之急。
来到十字路口向东，好像就是玛纳斯的闹市区了。街道两旁一排土房，有店铺、有住家。小铺里无非是卖些烟酒油盐酱醋和日用杂货的供销社。还有两家饭馆和一个铁匠铺，铺里炉火通红，一老一少两个维吾尔族铁匠正在叮叮当当地忙着打制砍土镘。
此时中午已过，街上的行人已经不是很多，如同内地的集市将要散去的样子。我把尼子上衣搭在胳膊上，在街面上走来走去地想将它卖掉，只是无人问津。后来我突然想起旧社会穷人家卖儿卖女头上还要插一根稻草，以示卖身之意，方有人问价。我便仿照着去做，在路旁捡起一根麦秆将它插在衣领上，并试问过往行人要否？我问了几个人不是摇头就是摆手，均无购买之意。后来我发现当地*多爱头戴白帽，身穿条绒服装，而维族同志有穿毛尼衣服的。我又问了几个维族男子也是多摇头，其中一个终于停下脚步，从我手中接过衣服左看右看有点想买之意。他问我：“多少钱？”我为了尽快成交用它换些钱解决吃饭问题，不敢要拾元的价，又因为我不懂维语，就伸出了一个巴掌要伍元。而那位三十来岁，蓝眼高鼻的‘雅尔达西’直摇头：“喔――啧，啧！太贵了。”说完他转身就走。
我跟在他身后追问道：“你给几元钱？”
“郎（两）块。”他伸出右手两根指头边走边说。
我听了他的还价把鼻子都气歪了！立刻停下脚步转身住回走。在这集市上买一件背心裤头还要一两块钱哩，何况这是一件上等毛尼的中山服。它原是在抗战胜利时，我父亲晋升为上校军需处长，国民党部队所发的校级军官服，后来被我姑父在染织厂染成了咖啡色，穿了十几年后又给了我。现在我在流浪途中，走投无路，囊中羞涩，食不果腹，迫不得已才将其变卖，换上几块钱用它活命。没想到过去国民党的衣物价钱低贱到这种份上――一件毛尼中山装竟然只顶上一件裤头，连老乡的一张羊皮价钱都不如。
我鼻子一酸，感到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一个人在落难时是多么的无助，是多么的自卑。穷困潦倒饥肠辘辘的时候，哪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了！唐朝的秦琼落难时卖马，北宋的杨志穷困时卖刀。自古就有一分钱能难倒英雄汉，何况我这个平庸之辈了……
我在街上转来转去也没把衣服卖掉，想到孙大哥还在汽车站门口等我给他买东西吃，我便无精打采地往回走。路过一个打‘馕’铺时，上前去用四百克粮票和四毛钱从‘白帽’手中买了两个锅盖大的热馕转身离去。
刚走几步，看见前面路边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下，拴着一头大黄牛。旁边有两个维族大汉，一个磨刀霍霍，一个在用绳子捆缚牛蹄，看样子这两个汉子正在准备宰牛。
我好奇地停下来观看。只见一个大汉上前用手抚mo牛头，摸着摸着，突然双手抓住牛角猛地使劲一拧，迅速闪到牛的一侧，用力将牛头向外一扳，牛脖子被拧得歪露出来。另一个手持尖刀的大汉，上前手急眼快地将那足有一尺多长的锋利尖刀，捅入牛喉直插牛的心脏。黄牛‘哞’的一声，一股殷红的鲜血如同喷泉喷涌而出，喷到两米以外的地上……
黄牛在挣扎，全身在抖动，‘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只见它蹬蹄、抽搐，四腿一伸不再动弹了。鲜血从牛脖子的刀口处还在‘咕嘟咕嘟’地向处冒血，片刻便印红了一大片黄土。一条健壮的黄牛就这样在两分钟之内被宰杀了，我吓得浑身打颤不敢再看下去。
牛活着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它替人们拉车、犁地，忠实地为人们服务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被人捅上一刀，凄惨地死去。牛肉成了人们的美味佳肴，牛骨头汤成为补充人体的钙质，牛皮加工成皮革，做鞋、做包、做盔甲、皮带，牛角还被制成了工艺品……
牛将它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人类，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要不然鲁迅先生为什么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用牛来自比呢？我们的一些干部‘公仆’们不是最爱讲为人民服务，争当革命的‘老黄牛’吗？
当我返回再看那两个‘雅尔达西’宰时的场面时，他们正在扒剥牛皮，一个硕大的牛头撂在一旁，那牛眼二目圆睁，好像死不瞑目，半张着嘴，伸出一截舌头，惨不忍睹！
我有些惊慌失措，诚惶诚恐，转身朝着汽车站的方向走去，仿佛身后这个陌生的地方，还会发生残忍与悲壮，宰杀与被杀，生死与存亡，束缚与抗争的一幕。